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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可恨與可鄙:就“賈平凹嫖娼事件”鄭重說上兩句

2012-09-28 23:30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作者:于仲達 閱讀

 民作家賈平凹近日因“嫖娼”事件被媒體炒得很熱。

    根據報道,網絡盛傳陜西著名農民作家賈平凹,西安嫖娼被抓,派出所里寫字交罰金,文中稱賈平凹嫖娼被抓后要求交罰款,但被警方拒絕;后來賈平凹主動要求為警察寫字,考慮到賈先生的字很值錢,辦案人員同意了他的請求,賈平凹寫了一夜的字充當罰金,并于天亮后通知家人取來圖章,在所寫字卷上逐一蓋了印章,才得以從派出所脫身。但很快,當天中午,賈平凹就授權華商網發表聲明。他說:“稍有常識的網友做個簡單判斷就可以看出這是一篇漏洞百出的造謠詞。令人失望的是,天涯和狗仔網作為國內有影響的網站,未經核實即將此帖發布,是很不負責的。”他表示,自己不排除通過法律渠道調查謠言的來源并追究其法律責任;不排除通過法律手段追究天涯社區和狗仔網相關責任。令人好笑的是,原來帖子就抄襲自賈平凹的名作《廢都》的創意!《廢都》開篇第一章有類似情節:一個名叫龔靖元的著名書法家,十分愛打麻將,一夜常輸千兒八百,沒有錢就寫字來頂。他賭博是出了名的,公安局抓了三次,每次抓進去,為人家寫上一中午的字,就又放出來了。帖子內容與書中不同的只有被抓的原因和寫書法的時間段不同而已。這就叫自作自受,自己寫了化腐朽為神奇的《廢都》,到頭來別人拿這來捉弄他來了。在沒有確切證據得情況下,網民的一個帖子就能使賈平凹如臨大敵,人們不禁要問:賈平凹究竟怎么了?

    中國古代文人素有狎妓的愛好和傳統,到了近代,一些“飽學鴻儒”文化名人辜鴻銘、陳獨秀、郁達夫等人都曾經有過嫖娼經歷。杜牧嫖娼過后還洋洋得意地說:“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名”。可見,文人嫖娼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不過是出于心性的調整,還可以受到傳統文化的保護。為什么賈平凹一聽別人說自己嫖娼就急呢?原因是,現在的嫖娼已經僅限于赤裸裸的肉體交易,這里的娼頂多也就相當于舊時三等妓女(為文人不屑),明顯不符合文人圈里的游戲則。文人豈能干這樣齷齪的事情呢?敏感性很高的賈平凹深諳中國的國情,他能知道這其中的利害關系。如果一般作家和文人嫖娼就罷了,他賈平凹是什么人啊?名字上掛上各種世俗的稱號,“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協會主席”、“著名書畫家”、“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等等,“嫖娼”的丑聞從他這里傳出來,他丟得起人嗎?賈平凹一向以超脫的“隱士”姿態立于世人面前,其實是一個極端愛護自己臉面的舊文人,他精心偽裝的“名士”派頭徹底露出破綻,能不惱火嗎?文人嫖娼,嫖就嫖吧,何必極力遮掩?這點就不如王朔痛快,3月初王朔做客鳳凰網,大爆自己的吸毒經歷,除了吸毒,王朔還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嫖娼:“我也嫖過娼,接觸過性工作者,都是最好的人,都比小知識分子要好,內心要干凈得多、善良得多……”王朔的言論在網上引起一片嘩然,有網友直呼:“王朔瘋了!王朔了!”王朔是清醒的,他對于讀書人內心的虛偽和齷齪認識的十分清醒。與王朔的直白相比,賈平凹確實十分偽善,羞羞答答,聲稱強烈不滿要聲討,有這個必要嗎?

    從當年的“賈平娃”到如今的“賈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現今的賈平凹已經成了一個陜西“文霸”,享受著一個作家的特殊榮耀,按照常理,一個大名鼎鼎的作家真想玩女人,只要稍稍暗示,自然有女人對其投懷送抱,還用去招妓嗎?賈平凹憤怒的實在有道理啊!這本是一則無聊的新聞,我并本沒有繼續關注的興趣,但是,賈平凹這個人引起了我的深思。記得,早在上中學的時候,因為古典文學修養的匱乏,我曾一度喜歡他的作品,隨著歲月的流失,閱讀視野的開闊,再回頭看老賈的作品,就實在不敢恭維了,特別到了現在,隨著系列事情的發生和他的鄙俗之象的顯現,卻對他的討厭越來越與日懼了。我認為,對于一個做家來說,靈魂腐敗比嫖娼更可恥。

    賈平凹一直生活在類似西安那樣幽閉和落后的封閉的空間里,有著農民身上的狡黠,卻少了陜西作家身上的純樸,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沒有得到培育和伸展,從小性壓抑,到了青年時代,內向委瑣,木訥自閉,拙于社交,見人害羞,極度內縮,對于兩性關系充滿神秘好奇,想入非非,畢竟對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寫成天使,另一方面又盡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說《廢都》、《天狗》、《太白山記》、《白朗》、《隕石》等小說里,賈氏設計了許多令人惡心的女人與獸媾和的情節,有批評家指出這是“性景戀”,這樣病態的性心理讓人惡心,諸如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構成了賈氏作品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有一則小說,說什么一個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實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來;還有一則小說,一個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開被子一看,滿是血,被窩下有好幾個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廢都》,這種性壓抑一下子象決堤的洪水,描寫的都是黏糊糊、濕漉漉之類的。對待女性,他一律賞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識”,“意奸意識”,“意欲意識”充斥在小說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喪失創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賈平凹的小說果然一落千丈。賈平凹缺乏農民身上的健康,勤勞,質樸,身上卻有著一種封建士大夫文人的舊習氣,嬌情、脆弱、迂執、幽閉、柔弱,這難道是命運的吊詭嗎?

    賈平凹的失敗,從根子上來說,就是做人的失敗。很早我就讀過陜西作家孫見喜的《賈平凹之迷》,里面詳細介紹了他的童年、求學、婚姻、創作和獲獎情況,在我看來,賈平凹做人上是徹底失敗的,不過是一個勤奮高產的農民作家而已,與大作家注定無緣,不管他獲得什么獎項,也不能擺脫這樣平庸的命運。賈是農民,在他的自傳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滿了炫己的言辭,看不到他對苦難底層的認識,或者說,他本來就沒有什么大的苦難。客觀地說,農村出來的很多孩子,是很有上進心的,肯吃苦,肯努力這是他的優點,但不得不說的是,性格上的很多缺陷,比如,很敏感,過度自尊,虛榮心和攀比心都很強,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讓他前進的動力,但是,如果是當他一旦成名成家話,這就全都是可以值得發揚的優點了。賈平凹談不上“家學淵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為水利工地的黑板報寫作的。為此,他充滿著一個鄉下人的自卑。他要進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進去了,再也沒有出來。林賢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確的角色意識,而一味以“農裔作家”的血統自豪,那么,事情將因為失去知識分子的警覺和自我批判,而適得其反地成為上流社會的保護人。

    賈平凹起先寫作,目的就是一個:成名成家。為了這個目的,可以忍受一切屈辱。于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開始了模仿中艱難的摸索,模仿的結果只是失敗,他完全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自覺。這與魯迅和沈從文的寫作目的完全不同。前者(魯迅)為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從魯迅那里面,我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和掙扎,先生多關注病態社會下不幸的人們;魯迅的筆下,最典型的是閏土和阿Q式的在命運的壓迫下無言、絕望和麻木。而魯迅對于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后者(沈從文)對于文學和社會的理解是透過“生命”、“人生”、“人性”、“愛”、“美”這樣一些抽象的原則。“我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無論是“鄉下人”沈從文還是“逆子貳臣”的魯迅,雖然本質上有著區別,但是,他們都有一種現代的價值參照系作為參照,他們對于變革的社會都有痛楚和掙扎,并非是蹭癢癢似的輕輕撫摩。同樣是描寫自然之美,沈從文與模仿者賈平凹就截然不同。正如曠新年所說,沈從文的散文《湘行散記》和《湘西》以綺麗的文字烘托神秘奇異的湘西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達到了一種美麗的極致。沈從文從楚辭、六朝文學,以至《圣經》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術。他的作品文與白、歐化和俚俗、理性與情感、節制與放縱、古典與浪漫、平淡與華麗達到了一種高度的和諧。沈從文是中國現代罕有其匹的富有驚人的藝術才華和葆有純粹的藝術感覺的藝術家,用文字作為工具,進行民族品德的重造。再看賈平凹呢,帶著生活的感傷和所謂的政治失意,以一種逃避放逐的心態來寫“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風光,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沒有在描寫中有精神價值的發現。林賢治先生就指出,賈平凹的《商州初錄》零碎、蕪雜、浮淺,缺乏富于血肉的具體描繪,完全失卻了一部作品所應具有的滂沛元氣和個人激情。相比之下,沈賈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即便是這樣,我們也應從那種天崩地陷、滿目瘡痍、率獸食人、鮮血淋漓的丑惡和腐爛的表層之下看到一種非人性的殘忍,畢竟對于丑惡的社會來說美是奢侈的。賈平凹是一個善于遺忘過去的人,又是一個缺乏“審痛意識”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一個無視歷史陰影的作家,他的心靈是不在場的,這樣的作家十分可疑。這一些年來,賈平凹忙著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書畫把自己千方百計地包裝起來,為了所謂的“美文”,在書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識堆里爬,插上“名士”、“雅人”的標鑒,文字日見酸腐,枯滯,瑣屑,不見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實靈魂里早已腐爛。躲在書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內,做著與生命和靈魂無關的文字把玩,玩來玩去孰不知到頭來“玩知喪志”,變成一俱沒有靈魂的假骨頭。

    說賈平凹是一個農民,是因為他骨子里的小農意識,抵觸現代工業文明,早期作品都是謳歌田園風光,稍遇挫折,便怨天自抑,中期來點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但是,稍縱即逝,他的懷舊,他的自戀,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狹隘,他的粗鄙,他出身農民,卻對這一階層的艱辛和苦難缺乏疼痛的感覺,表面上也寫一些平民,實際上不過是作秀而已,文字虛浮無骨,內容空洞無物,他崇尚道家,裝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現代名士,實際上喪失了根基,不過是一種對于傳統的一相情愿而已。這里值得一提的是,賈平凹的對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態出現的優越感,其實都是農民意識,不是平民意識。后者是一種民主意識,有更大的容受力。農民意識是農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錮的土地所培育起來的一種品質和精神,它是與生活于其上的農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適應的。其中,保存了人類天性中許多美好的東西,有為別樣的階級所不曾具備的優秀的成分,但是,也明顯存在著狹隘、保守、忍耐、卑賤的特點,而這也正是世代農民的悲劇所在。賈平凹為居所命名為“鳳凰閣”、“靜虛村”、“上書房”,參禪打坐,有研究相書的余閑。又自稱“花奴”,將室內枯樹根稱作“殘美人”,復在彎軀上系一弦索,謂之“美人琴”,題詩曰:“千古寂寂事,獨弦覓知音。”別人索書,常以“禪靜”、“禪悟”等見贈。賈平凹所欣賞的東西,都有一種被壓抑的“病態美”。被扭曲的人性的人們習慣了這種套套式的生活,不但沒有意識到它的病態,反而附加出它的優越性,發揮出套套束縛的特性。病態文化里的病態教育,病態教育下的病態人格,病態人格下的病態作家,演義著“以病態為美”的人生和歷史。走出病態文化,重鑄健康心理,“尊個性,張精神”,重塑康健人格。賈平凹特殊的審美取向脫離了剛健為活潑旨的生活,成了一種私的把玩行為。不敢把霉爛的心靈撕扯下來、暴露在陽光下的,只能是不堪一擊的虛弱、蒼白的病態和絮絮叨叨的虛偽鬼魅。缺乏改良社會的責任和勇敢而堅強地承擔,畏難逃避,躲進溫柔蜜園,靠洞窗天籟的虛實美景麻痹神經,空空浪費了一身才能,正是“在小巧中優游,在閑適中沉溺,用個人的片刻自由來淡化個人對民族文化創新的宏大追求”。沒有對個性的尊重和解放,沒有個體價值的升值,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純粹浪費。

    這樣的作家對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兒去了呢?賈平凹把農民的生活拿來把玩,真是一種殘忍的審美。在他的筆下,看不到來自生命本性的顫栗、沖動、壓抑、分裂、痛苦,絕望、深淵、地獄,更無法由對人生的痛感,軌化為對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對人類苦難的通感經驗。他極度匱乏一種存在的勇氣,只能不陰不陽不死不活不痛不癢。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他可以風花雪月,可以大江東去,但是,最根本的東西不能匱乏。文章的后面往往站著一個人,一個健全的人性的靈魂。對于賈平凹來說,這是一種致命的欠缺,這種欠缺無法簡單的修復。

    離開了對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編亂造了,他的小說既缺乏明晰的現代意識,又缺乏對傳統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種小男人才有的對于自己的自戀和感傷,讀讀《懷念狼》、《高老莊》、《病相報告》、《秦腔》,可以發現賈平凹小說的徹底失敗:缺乏對于苦難現實的疼痛感受,沒有對于人的生存處境的洞察,匱乏真正的現代意識,純粹私有形態的夢語,和腐爛傳統相調情的偽文化意識,這一切都決定了賈平凹與大作家徹底無緣。即便被批評界看好的小說《浮躁》里,直面了社會轉型時期的腐敗,諸如改革為名,玩弄伎倆,謀取私利,拉攏親信,排除異己,貪污受賄,奉迎拍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濫用職權,搞地方主義等等,但是,作家的主體依然沒有現代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種扣問靈魂追尋存在的緯度,只有一種對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靈魂處在哪兒?一直以來,賈平凹走上文壇以來,一直在摹仿,模仿沈從文,模仿孫犁,模仿張愛玲,模仿明清小說,模仿道家的老莊,模仿尋根小說,模仿的同時,賈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主體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建立,不要說建立,他那里根本就匱乏魯迅筆下的“無物之陣”的現代意識,更不要說采取什么方式直面。在賈平凹那里,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軀客逃避到老莊的包裹里,但是,對于真正意義上的老莊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廢都》里的莊之蝶,不過徒有現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貪戀著女性的肉體,何來真正意義上的超脫呢?平心而論,賈平凹的散文寫的不錯,但是絕對不是吹捧者說得那么好的。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筆的輕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內縮的想象。他比較能夠欣賞女性并體會她們的心理。女性離功利戰場比男性遠,心比較靜,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與他的價值取向產生共鳴。其實,還可以加上另外一個原因,他的“陽痿”給了女性一種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拉近了他與女性讀者的距離。寫作分緊張和輕松兩路,老賈走的就是輕松一路,是閑適,閑適,再閑適。他的“輕松”不是一種經歷大風浪后的淡定,是一種于無奈茍且之中找出安靜的閑暇而已,這種閑適沒有經過靈魂內部的搏殺。一切值得尊重的偉大的寫作行為,其實都是一種沖突的形成以及緩解,是作家與現實,與靈魂事物之間的一種內在斗爭。我總覺得賈平凹實在太流于陰柔,失之輕靡,不是為文正道,總覺得才子則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氣和腐氣,如同邱華棟所說這是個“小里小氣的老文人的東西,零碎,無聊,散漫。我看他從來都不可能寫出來一本有長度、厚度和難度的東西的。”周作人當年也勃起過一陣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賈連勃都不勃,怎能和他相比呢?周作人在做隱士以前,曾經和魯迅并肩戰斗過。可惜,老賈太聰明了,知道什么時候該發言,什么時候該沉默。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實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舉。這是中國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學習一點也并無不妥,但是,在老賈那里過早的疏遠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種自我選擇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錯過了鍛煉的時機。“安頓自己的靈魂”于是成了賈平凹寫作的出發點,也成了寫作的終點,這不難理解。我無意苛求賈平凹積極介入社會,承擔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因為,本來他就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作為一個有影響的作家,考慮到作品要面對公眾,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態的自戀。

    魯迅將一些無特操的文人分為兩類:一類是幫忙文人,一類是幫閑文人。所謂幫忙文人,是給主子出謀劃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幫閑文人,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列。王彬彬曾經這樣分析這類作品,麻痹人們對現實的感覺,消解人們改造顯示的沖動,是他們作品共有的功能。對‘幫’的殊途同歸,才是把他們視作同類項的最堅實的根據。”在我看來,賈平凹的作品已經成了一種與現實無關的擺設,在他的作品里,你永遠看不到什么是真相,什么才是真善美。賈平凹曾說:“我是一個對政治不大感興趣的人。”對政治可以不感興趣,但是,不能缺乏對政治的敏銳以及主導下人的苦難處境。賈平凹一方面大談老莊,玄學,禪學,稱是“氣功思維法”,強調意念作用,靈力判斷;另一方面,他可以坐享一個“專業作家”的特殊榮耀,撈取名利,真是滑稽之至。賈平凹在官員的陪同下到江南“開放”地區深入體驗社會改革,企圖再寫出類似《浮躁》那樣歌功頌德的文章,然而,他先天孱弱,匱乏那種創作的滂沛元氣和個人激情,自從《廢都》的出產,就宣布了他已經徹底喪失某種能力。作為一種低俗消極的農民文化現象,越來越侵蝕我們的感覺,遮蔽著時代的血和痛苦,對他的解剖,文壇做的十分不夠。再有才華的批評家,也無法把這樣平庸的作家捧起來。

    中國文學缺乏直面靈魂和存在的根基,這已為一些批評家所認同。中國人自古缺少一種所謂外在超越的宗教價值體系,個體精神的探索方式叫做“之遠知返”,不是放縱它暢游絕對精神的超驗王國,而是最終落腳在現實人生的經驗范圍,人與人外在的、物質功利性較強的相互關系,因此就帶有本質的意味。真正好的作品,與靈魂和存在有關。賈平凹無疑是很勤奮的作家,但是卻始終在二流和三流作家之間徘徊,這是他和一些當代作家無法抗拒的命運。更讓人可悲的是,賈平凹不是沒有意識到這種命運,而是意識到了,從不敢去正視。在他那里,面對急劇變遷、支離破碎的鄉村,已經失去了失去了記錄苦難的能力,尤其缺乏一種沉思、解析、痛悔。讓一個所謂的當代著名作家否定自己僅有的一點成果,這不是要他的命嗎?現在的賈平凹再也不是當年自卑的鄉下娃了,一副隱士派頭,儼然當代的名士,前呼后擁,附庸風雅,寫字做畫,再也不用躲進所謂的“靜虛村”里裝隱士了,熱中個人名利,拋棄結發妻子,恨不得馬上就把政府投資興建的7000萬元的“賈平凹文學苑”更改成“平凹舊居”,恨不得馬上就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化多半以現實利益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價值目標,它就像一個巨大的消解機制,任何人進去后脊梁骨都會軟掉,出來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權的奴隸。犬儒、逍遙、冷漠、虛無、頹廢、縱欲、不介入、尋求刺激,喪失責任感,嘲諷理想與正義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學正在我們的社會中風行一時,將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賈平凹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代表,他仿佛生活在一個真空世界的嬰孩,與民眾隔膜太甚。賈平凹就是某學者所批判過的“丑陋的中國文人”,這類文人全面地繼承了中國舊文化,而沒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種文化人。請回頭看一下他走過的路,他能不為自己根深蒂固的自戀而臉紅嗎?他的龐大的700多萬字的作品不過裸露出了某種煩瑣的悲哀,他的那一些不入流的狗屁書法作品,果真就比當代的一些書法作品值錢?說實在話,賈平凹的人品和書畫作品比起他的陜西鄉黨現居北京的作家老村差遠了。清醒一下吧,別在做夢了,已經到了考慮入土下葬的年齡了,賈平凹如何還看不透徹紅塵色相呢?他是一個沒有信仰,沒有確切價值觀的人,夢想著不朽,夢想著寫出《紅樓夢》一樣的作品,這是笑話,他讓我對于當代作家感到深刻的無助和絕望,賈平凹盡管忙碌著經營他的名利,可千萬別在公眾場合再來作踐卑微的文學,讓文學留給那一些出身卑微依然還對人性和生活報有希望的仍然苦苦掙扎的年輕人吧,不就是讓人人前人后喊你賈老師嗎?不就是要用文學抬高自己的身價再消磨一個崇拜你的美女嗎?已經徹底成了這個腐朽和黑暗時代的裝飾品了,他和這種惡劣的環境一起在戕害著人的感覺。或許,一個具有真正品格的文人必須與貧窮為伴,因為肥膩的頭腦與敏銳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這是我的一種偏見吧。看看現在的賈平凹,被名利和美色包圍,身邊簇擁著一批別有用心的功利之徒,何曾與苦難的底層保持血肉聯系?快一點將自己的臭皮囊抽身名利場吧,賈平凹的佯裝看透名利的假姿態,崇尚“生活在別處”,靈魂全面缺席,讓我看到了他靈魂的腐朽。“賈平凹現象”越來越構成一種“文化腐敗現象”,這種現象證明,在這個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重財輕義的社會里,當代中國作家已經喪失了對人生存處境的疼痛感受,他們癱軟在文化醬缸里不能自拔。

    再回到我喜歡的魯迅,他是一位終生都把手指緊緊按住現實生活脈搏的偉大作家,在他那里,有一種對于存在難以化解的灼痛。魯迅所感受到的卻更多地是黑暗,是人性自身中的罪惡和無可救贖,是喧囂中的死寂。作為中國的讀書人,考慮具體的生存處境,過早的輕飄的生活狀態,未免不實在,要時刻背負一定的精神重擔。高行健從禪宗那里獲得解脫,畢竟是經過時事歷練的。反觀賈平凹,艱難困苦的農村生活怎么就沒有打動過他呢?下層平民的生存形態難道就從來沒有進入他的靈魂嗎?在紛繁渾濁的時下生活中,他個人的聲音在哪兒呢?令人吃驚的是,他的筆下充斥著風花雪月的趣味,他玩味著漢唐文化的根雕泥塑,他對于農村生活采取了美化與修飾,他已經墮落到對于苦難現實的麻木和不敏感,用所謂的莊禪佛來給自己制造奇妙的“精神逃路”,什么《邵子神數》,什么《奇門遁甲》,并且囿于一己的視野狹窄和思維局限,玩來玩去,早已經玩物喪志,徹底廢掉了。再來重溫一下孫犁當年為賈平凹散文集所作序言,“人之一生,要經得住清苦和寂寞,忍受得了污蔑和污辱,要之,在這條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熱也能處得;風里也來得,雨里也去得……那一些經不起考驗的,到頭來往往是跳梁小丑。”孫犁一生承受住一切,是耐得寂寞的一生,這是文人的可貴的節操。而賈平凹呢,這個當年“靜虛村”里念著“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現代莊之蝶呢?到底沒有真正過了這關,被腳下名利的絆子絆倒了,而且變得俗不可耐,成了一個反諷。一切都透著假,這樣虛假的靈魂怎能承擔一個時代的責任?魯迅對這些看得太透徹了,光陰過去六十年了,依然是:“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墳?論睜了眼看》)。文人作家并不缺少知識,缺少的是反思知識的知識。他們并非讀書讀得少,而是讀書的態度出現了問題。作家是社會良心的基石,也是社會前進的火車頭。一旦缺少了起碼的良心或良心被狗吃了,社會也就失去了前進的動力。突然想起哈羅德?羅森堡《荒野之死》中的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于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于荒野”——任何一個時代的人們都必須承接起屬于自己的歷史的任務,否則就只能從歷史的版圖中消失,被時代迅速拋棄,并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無論他怎么試圖彰顯自己。

    除了賈平凹個性的原因,還有制度層面的原因。“專業作家體制”也是導致中國作家缺乏創造力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應該警醒。賈平凹長期擔任文化官僚和刊物編輯,基本上都是“體制內”的產物。這種體制既解決了“專業作家”個人的生存問題,滿足了想當文化人的虛榮心,反之,“專業作家”也付出了自由和獨立的自由。賈平凹這樣一個“名士化”了的人,怎么可能存在著對抗社會不公的能力呢?怎么可能直面社會轉型時期的污穢和鮮血呢?再比如今天,游民、眾多打工者、艾滋病患者、維權最終卻得不到維護者、失學者、血汗工廠、童工……現在中國究竟是怎么樣的一種社會,而類似賈平凹這樣的“專業作家”居然高調大談閑情和禪佛,他們已經習慣了在籠子里待慣了的套路思維,早就沒有生命力了。的身上有很深的奴性,除不掉奴性,就無法進步。在極權主義毫無變化底層民眾生活苦難得不改觀的情況下,任何毫無節制的“消閑寫作”都是可恥的。這里沒有一味地譴責作家缺乏獨立的人格的意思,因為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所謂人格之完整是談不上的,非要裝出圣人的樣子,也很虛偽。但是,不能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的喪失完全歸因于產權單一制的剝奪,我們必須同時在人性的普遍弱點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中去尋找原因,特別是在知識分子的災民理性中尋找原因。扣問一下自己,依附性傳統對我們心理是否影響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獨立的時候,我們為什么仍然熱衷于作權力的諂媚者和幫閑者?胡適當年說過這樣一句話:“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救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這句話送給賈平凹是最合適的。我用“昏聵”來形容賈平凹,自然不為過分。

    現在的文壇和學界大約只會培養一種“偽人格”,讀書人身上的冷氣、假名士氣、小男人氣、鬼氣、暮氣、迂腐氣似乎多了起來,魯迅先生強調說真話,立足當下社會,自覺肩負“歷史中間物”的使命,不想不朽的事,而踏踏實實地做事。自省、自覺、獨立,不躲避、不虛偽、不庸化,不庸俗、不造作,不頹廢,不離世,該做事時做事,該發光時發光,即使看透了將來,也絕不嘻皮笑臉一臉冷嘲,也不再回到昏睡和沉寂的狀態,仍然堅韌地向前走下去。環顧四周,這樣的作家都死絕了嗎?

    對于賈平凹這樣墮落的作家,我恨不得一下子掐死他。

    我最討厭的就是假裝清高沽名釣譽沒有靈魂的“專業作家”,這樣的人對于名利太熱愛了,話說刻薄一點,賈平凹先生,在你早死以前,請給年輕人讓點空間,別讓你臃腫的身子阻礙了他們的呼吸,你難道就拿《廢都》這樣的“精神食糧”給年輕人嗎?我想說的還很多,對賈平凹想說的大概只剩下最后一句:站直了,別趴下!你應該“人”一樣地活下去!否則,就不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2007年5月25日北京

    于仲達:70年代后出生。現居北京。自由寫作者。從事魯迅研究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著有《堅守與突圍》、《后魯迅時代的精神突圍》和《中國式生存——一個奴隸的手記》。聯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QQ:3571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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