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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綱:海派文化不僅“洋派”,而且“會通”

2019-09-30 09:30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編者按】徐家匯地區建立了上海和中國第一所西式中等教育學校——徐匯公學;第一座西式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第一座博物館——震旦博物院;第一座天文臺——徐家匯天文臺;第一個學術研究機構——漢學研究所......日前,復旦大學教授李天綱在徐家匯源景區的講座中引用了這些具體的“第一”,并追溯海派文化的源頭。在他看來,幾百年前出現在上海的文化開放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對話正是成就海派文化的重要因素。在這場文化對話中,徐光啟、馬相伯等代表人物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如何看待東西方文化以及處理兩者的關系,對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海派文化是近期有關上海文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話題。提到海派文化,人們常常會聯想到“時尚”“洋派”。但與此同時,坊間對于海派文化也存在不少誤解,比如,以為海派文化“崇洋媚外”,似乎是靠了晚近的西方化才出名的,而沒有什么根基。這是不對的。

歷史上,整個江南地區的傳統文化都非常發達,上海也不例外。當然,上海的確有一點比較特別,就是在四百年間西洋文化輸入中國的過程中,確實承擔了一個“橋頭堡”的作用,領“西學東漸”之先。也正因有著這樣的文化開放以及這樣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機緣巧合,才產生了一種新的學問,并逐漸演變成了上海的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全靠“西方化”?這絕對是誤解

常聽到有人說,海派文化很“洋派”,言下之意,海派文化似乎是靠了西方化才出名。過去也有人將海派文化污名化,說它是“洋場文化”“殖民地文化”。那么,事實到底是怎樣的?

“海派”確實與西洋文化有親緣關系。我曾經把開埠以后的上海文化劃分成兩個階段,一個是初期由外僑主導的“維多利亞時代”文化,那是引進為主;另一個就是上世紀30年代的“海派文化”,那是華洋一體,本土創新為主。我認為,無論贊同還是批評上海文化的“洋派”,都不能片面講,因為海派文化和傳統文化、江南文化并不沖突,相反有著更深的淵源關系。還有很多人誤會上海歷史,說這里的文化沒有什么根基,全靠“西方化”,是“洋涇浜”。這些都是不對的。

上海文化有深厚的傳統,深到什么程度,當然和歷史有關。上海的歷史到底有多久呢?1991年,幾位上海史研究的前輩學者,如唐振常、吳云甫、施宣圓、周振鶴等先生,以及我們幾個當時的年輕人,一起討論上海的歷史到底怎么算?當時確定了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鎮”變成了“上海縣”,為“建城七百年”。

“七百年”的城市已經是美國建國歷史的三倍了,但與三千多年的蘇州,以及南京、蘇州、杭州、西安、洛陽、開封、北京等古城相比不算很久。然而,一個地方的文化淵源,通常都早過它的行政建制,沒有上海縣時,本地區文化已經發達。比如說儒、道、佛學的影響,宋、元時代上海地區已經是“南方之強”,至明、清時候更是達到鼎盛。可以舉個例子:青浦縣在明代萬歷以前一直和上海同郡,金澤鎮在宋代已經極盛,鎮上的頤浩寺香火甚至超過杭州靈隱寺。朱家角鎮在明、清時期有萬戶人家,出了幾十個進士,比某些地方的一府一省還要多。

江南文化源遠流長,人文薈萃,這不用多說。但悠久的江南文化,后來孕育出強勁的海派文化,這一點還沒有理清說透。同時,還有一點需要辨析,即在上海地區“海派文化”還沒有成型的時候,明、清時期就已經有一股強勁的西方文化匯入。上海在鴉片戰爭之前,就以傳播“西學”而聞名江南,這為以后“海派”學術的興起做了鋪墊。明末清初,上海在江南地區出類拔萃,是外來文化的“輸入地”。上海徐家、喬家、潘家,以及華亭許家、嘉定孫家,都傳習“西學”。一般以為上海是在《南京條約》之后開辟租界,即1843年11月14日開埠才成為對外交往的口岸,其實完全不是這樣。萬歷年間,上海就出現了一系列重要人物,如:董其昌、陳繼儒、陳子龍等,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講的——徐光啟。徐光啟這位入葬徐家匯的先賢,使上海在明代就成為當時文化開放的中心。鴉片戰爭之前200多年,被稱為“徐上海”“徐閣老”的徐光啟,就已經是一位翻譯先驅、“西學”泰斗。與此同時,徐光啟還是“文淵閣大學士”,“實學”(經學)更是一流,表率全國。在徐光啟看來,“西學”和“經學”是相互補充的。

兩個有代表性的上海人

海派文化,從江南文化而來,前后有兩個上海人可以作代表。

徐光啟

一個是明末的徐光啟(1562—1633),另一個是清末的馬相伯(1840—1939)。這兩位思想家、學問家和政治家,都是在江南文化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但身份中早就具有了貫通中西的稟賦,而且都和徐家匯有著密切關系。徐光啟、馬相伯,都是精通舊學的傳統士大夫,但卻領導和表率了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全中國的西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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