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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越|彼得·漢德克:作為詞語見證者的推銷員和守門員

2019-10-11 09:44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作者:凌越 閱讀

1978年,漢德克在錫耶納踢球

1978年,漢德克在錫耶納踢球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奧地利小說家、戲劇家、詩人,1973年獲畢希納文學獎,201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對于讀者而言,《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以下稱《守門員》)是一本充滿挑戰性的書。讀完全書,讀者腦海里多半漂浮著一些孤立無援的句子和紛亂的細節。連貫的故事情節,鮮明的小說人物——這些傳統小說里最典型的因素,在這部小說里已經被稀釋到極其次要的地位。

《守門員》收入小說四篇,較長的兩篇《推銷員》和《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分別寫于1967年和1970年,兩個短篇《監事會的歡迎詞》和《一個農家保齡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時》分別寫于1967年和1969年。寫這些小說時,漢德克不過二十多歲,年輕人特有的朝氣和突破成規的勇氣在這些小說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早在1965年,漢德克發表他的成名作劇本《罵觀眾》之前,就已經在“四七社”文學年會上展露鋒芒,在他的宣言性質的文章《文學是浪漫的》和《我是一個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中,漢德克闡明自己的主張:“文學對他來說,是不斷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學作品要表現還沒有被意識到的現實,破除一成不變的價值模式,而傳統的追求現實主義的描寫文學對此則無能為力。

另一方面,《守門員》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歐洲文學風尚的印記。在閱讀《守門員》的過程中,在被那些精致優雅的細節輪番“轟炸”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法國新小說,尤其是新小說的理論家納塔麗·薩羅特。她的著名論文《懷疑的時代》是1950年首次發表于薩特主編的《現代》雜志上,我不知道漢德克是否讀過這篇重要文論,但是《懷疑的時代》中的許多觀點,漢德克通過他的這些小說無疑是亮出了他的大拇指。薩羅特在文章中斷言:“重要的不是繼續不斷地增加文學作品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現矛盾的感情同時存在,并且盡可能刻畫出心理活動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而漢德克的小說則在實踐著這一觀念。

《推銷員》倒是以“推銷員”這個人物作為線索展開的,可是看完整篇小說,我們獲得的這個人物的信息是如此之少,唯一可以確認的是,這是一個被現代小說觀念徹底清算的人物形象。我們不知道他的衣著、身軀、相貌,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狀況、居住環境、社交狀況、種族背景,甚至于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在小說中,他主要是以“推銷員”的頭銜出現,另一些時候,應該是出于行文的方便,“推銷員”變成了更加孤獨又堅定的“他”。小說中的這個推銷員沒有鮮明的輪廓,沒有歷史和過去,其目的顯然是為了騰出手來全力去發掘日常生活細節的表面下,隱藏著的某種不平凡的、更強烈的事物。而偵探小說的外套,則賦予這種巨細靡遺的細致觀察以合理性,漢德克使讀者在一種貌似鬼祟緊張的氣氛中不得不跟隨推銷員到處仔細觀察。

小說一開始就以某種唐突的方式,將推銷員帶至“舞臺”的中心:“推銷員踩在那飄落的紙片上。”此后,整部小說的敘述部分都是以推銷員的視角展開的——“推銷員用一支鉛筆敲打著墻。”“當他抬頭看去時,有幾只蒼蠅落在他手上。”“他跌跌撞撞地走著。”“他計劃好自己的每一個動作。”漢德克似乎在這位推銷員的眼睛上安裝了一臺高速攝像機,而且鏡頭還是放大的。漢德克借助推銷員之眼觀察著一切,記錄著一個個哪怕再微不足道的細節,因為對于漢德克來說,這個兇殺案的具體情況和過程他其實一點也不關心,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旨在發現表象之下深藏的事物的努力和探索。當然沒有比對一件兇殺案的探查更細致耐心的觀察和描摹的了,而這正是漢德克借用偵探小說的外套的原因所在。在第二章《最初的無序》的理論部分,漢德克其實已經交了底:“或者是再次對周圍所有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不厭其煩地一一列舉,借以能夠產生強烈的震撼效果。”

一個細細被打量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循序漸進地就會獲得某種超自然的力量,也許我們可以說得更白一點——這個力量來自于語言本身。文字所描述的一切場景、動作,如果改變文字通常被當做工具使用時的語速和空間距離,它就會逐漸從通常的意義軌道上脫離,進而自動呈現出它的本質——某種神奇的符號系統。它既指向物質世界,也同時指涉精神世界。正因為這個原因,漢德克數次忍不住在小說的敘述中提到“詞”:“他聽到每一個詞都跟隨著另一個詞。”“他的無動于衷是如此完美,所有的言語都沒有受到打擾。”“所有的詞他都說錯了。”“他寫字的動作像是竭力在尋找什么似的。”這無疑是一種充滿強烈自省精神的寫作,漢德克和許多杰出的現代作家一樣,在用語言指涉現實的同時,他們也都馬上意識到語言這種特殊中介的脆弱和懶惰。但是完全拋開語言,人只會更深地陷入混沌和虛無,所有有抱負的作家都知道那是一條必經之路,盡管沿途布滿荊棘。但是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正是在詞與物的罅隙之間充滿了創造的緊張感和興奮感,漢德克也是在此處為他貌似瑣碎的小說找到了結結實實的主旨。

這種對客觀世界具體而微的呈現,當然使《推銷員》立刻和過去的追求對世界和歷史全景式描述的傳統小說區分開來,同時也使文學傳統的社會功用趨于瓦解,而作品的政治和倫理意義只是在反諷的意義上才得以建立,或者也可以說,它們只是在反抗文學作品通常的政治和倫理意義時才能被讀者悖論般地感知到。漢德克對于細節和語言的信賴,使他的小說語言有一種奇特的字斟句酌的特點(近似于詩歌語言),盡管它們的具體指涉只是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那些物體和事件。這些都使漢德克的這些早期小說匯入了歐洲大陸二十世紀中葉正在形成的文學革新的洪流。

《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比《推銷員》的寫作時間晚了三年,在文學創新的力度方面似乎要比后者來得柔和。這部小說的主人公終于有了自己的名字——約瑟夫·布洛赫,小說第一句話就告訴我們,布洛赫如今是個安裝工,而退役之前他是一位著名的足球守門員。他有過婚姻并有一個孩子,但是早已離異,偶爾他會給前妻打個電話,前妻的回答總是敷衍式的“一切都好”,如果是孩子接的電話,孩子就會“立刻開始說早已會背的那句話‘媽媽不在家’”。這篇小說在時間上的處理是線性的——開始于某天早上布洛赫突然離開自己安裝工的崗位,他毫無目的地在維也納游蕩,偶然和電影院女售票員格達有了一夜情,卻無緣無故地掐死她。隨后布洛赫乘車到邊境上的一個小鎮隱匿起來,故事最后,布洛赫來到球場,目睹一個守門員一動不動地撲住點球。

《守門員》的主題和《推銷員》有某種延續性,其實質都是在與探討詞與物的復雜關系,但由于《守門員》有更清晰的故事線索和人物形象,它潛藏的語言探討的主題被弱化了,只是通過布洛赫在和他人交往上的障礙帶出這一主題。從極端自省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布洛赫是莎劇中那個著名的人物哈姆雷特的現代變種,甚至更為極端,以至于他說的每句話都讓他自己吃驚:“他對她說道:‘我忘了留張紙條給你。’但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想用‘留’和‘紙條’表達什么。”在布洛赫和格達有了一夜情之后,他們之間的交流更是磕磕絆絆充滿障礙:“所有她提到的一切都讓他沒法搭話,而讓他心煩的是,他所說的話,他都能毫無拘束地——這是他的印象——使用。”這種詞不達意后果如此嚴重,最終造成兩個剛剛有過密切身體接觸的男女之間充滿陌生感和敵意,“她變得不安起來,在房間里走來走去”,而當她躺到床上時,“突然他扼住了她的脖子”。這種似乎沒有明顯現實動機的殺戮,其實從反面證明漢德克對于詞語的力量有著多么大的恐懼。

對于語言符號系統的質疑,在小說末尾部分達到高潮:布洛赫藏匿在邊境上的小鎮,他在報上看到對他的通緝令,也許是緊張情緒的作用,每個人對他說的話都讓他反復掂量:“那就是說,稽查員剛才所說的話看來真的就是那些字面意思。”當他在小說最后獨處一室時,“他依次看到一個‘柜子’,‘然后’‘一張’‘小’‘桌子’,‘然后’‘一個’‘紙簍’,‘然后’‘一塊’‘窗簾’”。接下來,當他重新打量眼前的物體時,語言符號終于被物體本身所替換,在小說里,他看見的“椅子”“床”“桶”都是用具體的繪畫符號所代表的,漢德克大概是想以此來表明詞語在具體物品面前的潰敗?或許也就是藝術在現實面前的脆弱狀態?在此,漢德克很自然地使用上貝克特所擅長的“猶豫表達”的敘述技巧,小說主人公的觀察細致入微,但是“真實”卻在這些細節中幻化了,這很像我們長時間盯著某個局部細節時的感受。他不知道自己從何處而來,去往何處,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他對世界對語言都深感惶惑不解,這導致他的外部言行僵硬且不自然,有那么一瞬,你甚至會覺得小說語言帶著他似乎要在奇特的驚愕氣氛中漂浮起來。《守門員》看來非常合乎羅蘭·巴特對于“零度創作”的描述,在這種創作中,“文學被征服了,人類錯綜復雜的問題群被暴露出來,只是不詳細地闡述。作者變得誠實地不可救藥。”

當然對于一般讀者,布洛赫對于詞語的糾結感受,他們可能不會太過在意,而布洛赫神經質般的行為則會引發他們的好奇。和《推銷員》一樣,在《守門員》里極盡客觀的描寫占據統治地位,也就是說,漢德克并不準備對布洛赫的怪誕行徑提供任何心理上或者動機上的解釋。布洛赫怪誕地出走,毫無緣由地殺人,他一路走來,言行有著木偶般的生硬和突兀。這樣的人物在生活中可不容易遇見,但是作為小說人物我們卻并不感到陌生。他在精神氣質上和加繆小說《局外人》的主人公默爾索非常接近。他們倆對外界事物都持冷漠的態度,他們都沒有具體緣由地殺了人,當然默爾索要健談得多(《局外人》是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說的,語言的流暢自然不在話下),而且在《局外人》的末尾將自己身上攜帶的冷漠氣質定義為“動人的”(原話是:“現在我面對著這個充滿了星光與默示的夜,第一次向這個世界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布洛赫則一路麻木到底,《守門員》結尾處,守門員一動不動將射入自己懷中的足球抱住,則是這種麻木感登峰造極的象征。更為重要的是,當默爾索希望自己遭處決時可以聽到更多仇恨的喊叫聲,而布洛赫在小說里根本沒有被抓獲,而是在邊境小鎮藏匿漫游,這也暗示著漢德克所持有的更為極端的道德立場。善惡的道德甄別,這一傳統小說重要主題,顯然已經被漢德克拋棄,或者這原本就是一部試圖從反面的“惡”觸及事物本質的小說,同時這樣的處理也為上文講過的對詞語與感受的探討騰出了空間,至少不會被熱情的道德所打擾。

無論如何,《守門員》體現了上世紀西方六七十年代壓抑的社會氣氛,同時它也是對那個時代文學革新思潮的回應。默爾索、布洛赫,還有美國小說家約翰·巴斯小說《路的盡頭》的主人公雅各布·霍納,他們是同一類文學人物,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他們是“新人”,但是他們的出現絕非偶然。一方面,工業社會的迅猛發展強化了人的異化,另一方面,人類對于自身而言極為重要的語言系統的反思,助長了人和感覺的脫離傾向。至于它們共同造成的冷漠是否動人,那則是見仁見智的事情了。

原刊于《新京報》201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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