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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來:任繼愈先生與中國哲學史

2019-10-17 09:56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任繼愈先生與中國哲學史

陳來

作者簡介丨陳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

原文載丨《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4期。

1978年,還在我上研究生之初,看到《哲學研究》上任先生寫的一篇文章,其中說解放以后,他信從馬克思主義,就跟他以前的老師說,今后他不再相信舊哲學,要走新哲學的路(大意)。我當時讀了以為是指湯用彤先生。后來讀書漸多,始知乃是指熊十力先生。任先生在北大畢業,在西南聯大念研究生,但早期思想并未受胡適的特別影響,而是與熊十力、賀麟等來往頗多。他早期研究理學,后研究佛教,再研究老莊,所以他對儒、釋、道三家都能進行研究。而其中,佛教的研究是他和其他中國哲學史大家區別的主要指標。如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都不研究佛教,而長于宋明哲學;任先生則在湯用彤、熊十力的影響下,曾用力于佛教的研究,這也使得他有條件向宗教學的一般研究發展,成為我國宗教學科的創始人。這也許算是那個時代北大傳統和清華傳統的不同吧。

任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四冊,是“文革”前中宣部、教育部組織編寫的大學教材,前三卷出版于文革前。該書作者隊伍匯聚了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央黨校的中國哲學史教師與研究者,在當時堪稱一流。從形式來看,此書結構細密,敘述精審,這部書奠定了任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學界的崇高地位,而當時他不過四十五六歲。“文革”中,1973年以此四冊為基礎,又吸收了汝信、李澤厚等參加編寫,主編完成《中國哲學史簡編》,在敘述上更上層樓,進一步確認了任先生在這一領域的權威地位。自然,這與任先生作為黨內專家的身份有一定關系(馮友蘭先生等當然也是權威,而在彼時被作為資產階級權威而加以批判否定);但是,就學術而言,馮先生、張先生而外,任先生確實是在這一時期的不二人選。而且就主編的工作說,任先生的組織能力之強,是當時的老先生們不能相比的,這在他后來的編書工作中更突出地表現出來。因而,這些歷史的使命落在他的身上,是有其理由的。所以在張先生擔任了三屆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后,任先生被大家一致推為會長,而且也作了三屆,那是學界的公論:他早已成為中國哲學領域的一代宗師,院系調整后直到“文革”前在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研究生畢業的學者,大都是他的學生,今天他們都已經超過80歲了。

“文革”以后,任先生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四卷本是教科書,講的是比較簡明的知識,對學界有爭論的大問題避免采入,所以不深入;而發展史是要站在80年代初的認識水平,寫出更詳盡的哲學史,而所謂發展史就是注重其邏輯的過程。該書導言還強調,發展史不是教科書,是一家之言,這一家之言當然是以任先生為主導的的一個寫作集體的一家之言,也可以說是一個學派的一家之言。雖然發展史的前三卷出版于1984、1985、1988年,但該書寫成的部份早已在期刊上發表,在學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80年代前期,在任先生的領導下,發展史寫作集體構成了一個學派,是當時中國哲學史界最有活力、最有思想、最有水平的一家,我們那時研究生畢業不久,無不受到它的影響。中國哲學史的通史的寫作,至此而登峰造極,這是可以說的。當然,發展史也有其限制,這就是發展史仍然是通史,而發展史在寫完第三卷時,中國哲學史學界的專人、專書、專題的研究開始遍地開花,而發展史以通史引領潮流的作用也就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了。老一輩學者喜歡寫通史,馮友蘭先生是這樣,任繼愈先生也是這樣。如果說馮先生“三史論今古”,有三種中國哲學史的著作,那么任先生也主編了三種中國哲學史的著作,這三史也差可與馮先生所著的三史媲美了,雖然他們都是一家之言。任先生所主編的三史證明,他是20世紀以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當之無愧的大師。

在中國哲學史的領域外,有關佛教、道教的研究,任先生有同樣大的貢獻,不過這就不是我所能置言的了。在研究之外,“編書”是任先生后期的一大工作,在中華大藏經外,各種大典、文獻、資料、辭典,不一而足,任先生為此盡心竭力,死而后已,在中國文化建設方面貢獻甚大,但也不是我能一一述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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