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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現狀不會是中國的未來”

2019-10-23 09:42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加藤周一,這個而今聽上去似乎有些陌生的日語名字,屬于20世紀日本最負盛名的思想家、文明史學家、評論家、小說家。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加藤提出“日本文化雜交種性”、“日本集團主義文化”并推出力作《日本文學史序說》,成為日本思想和文學研究的經典,他本人則被譽為當代日本“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對二戰時期甚囂塵上的軍國主義思潮的觀察與反思,也成為歷久彌新的警世之言。2008年加藤周一去世時,有人評價日本失去了戰后最后一位擁有國民級影響力的學者。

加藤周一

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思想家、文明史學家、評論家、小說家。1943年東京帝國大學醫學系畢業,1946年借長篇文學評論《一九四六——文學的考察》正式登上日本文壇。立足于國際視野展開藝術和社會評論,被譽為日本國民級的知識巨匠。曾任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館長,上智大 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柏林自由大學教授,以及立命館大學、耶魯大學、劍橋大學等客座教授等職。2004 年作為發起人與大江健三郎等九名日本文化人組成“九條會”,反對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主要著作有《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日本文學史序說》《羊之歌》《夕陽妄語》等。

穿越半個多世紀的荏苒光陰,加藤周一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撰寫的散文體自傳《羊之歌》首部中文版終于問世。這部被不少日本讀者認為是加藤周一最高杰作的著述,不僅是記錄這位“知識巨人”成長歷程的優秀文學作品,也是記錄日本半個世紀多舛之命運的一份珍貴歷史檔案。

前不久,活字君與本書的責任編輯共同采訪了首部《羊之歌》中文版的譯者——北大日語系副教授翁家慧,翁家慧老師就《羊之歌》的書寫特色、加藤周一的思想脈絡與日本的民族特性等問題與我們進行了交流。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對翁家慧老師進行的采訪,或許會對我們理解日本社會,有所助益。

采訪 | 薛倩、小天

編撰 | 小天

翁家慧

翁家慧,北京大學日本文學博士,現為該校日語系副教授、東方文學研究中心成員、世界傳記研究中心成員;魯迅文學院第三十五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翻譯家班)學員。代表性譯著有日本作家柳美里自傳體小說《命》、《生》;大江健三郎隨筆集《廣島札記》;學術評傳《大江健三郎傳說》等;并在《世界文學》《作家》雜志上發表譯文若干。

“薩特的孩子”與“文化的天皇”

活字文化:請問翁老師,加藤先生的作品,跟其他日本文學家相比,比如川端康成,會有什么樣的特色?

翁家慧:如果比較原文的話,加藤的句子非常短,我作為譯者,《羊之歌》的語言風格讓我一開始覺得特別輕松。因為我之前翻譯大江健三郎,而他的句子實在是太繞了。還好我是做戰后文學研究這個領域的,大江的作品里涉及到的人物、事件、背景我大概都知道,我理解上沒有問題,但是要把它轉換成一個中國人能讀懂的句子,其實是非常艱難的。

而翻譯《羊之歌》的難點在于,第一,加藤先生的句子太短,我需要把句群整合在一起,翻譯成符合我們平時閱讀習慣的句子;第二,因為加藤受過理科的訓練,他寫文章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開門見山,先把結論寫在前面。有的人不喜歡這種風格,覺得他太武斷了,譬如寫歐洲文明,他會先用一兩句話陳述歐洲文明就是什么,后面再進行鋪陳,這是他的風格。所以他的語言風格是明快、簡潔、富有哲思。

我覺得他跟《培根論人生》那種隨筆集的風格其實挺接近的。尤其討論一些具體話題的時候,我的腦海里浮現的是那一類的文本。帶一定哲思,還有一定的趣味,審美上也有自己的一個風格。

另外,因為他是評論家,他的作品也不是純粹的“文學”作品。他曾經寫過一部長篇小說,自己還感覺蠻好的,于是拿給渡邊一夫(1901—1975,日本的法國文學專家、評論家,東京大學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師)老師看,老師就說湊合吧。

活字文化:渡邊一夫可能覺得他還是去做學問更合適。

翁家慧:對,因為他要表達的東西太多了,他想在文學創作中輸出非常多的思想。相較于他的小說,其實他的自傳文學性最強,比小說都要像小說。因為他創作的小說也是主旨先行,放棄了對人物的塑造,所有的情節矛盾都集中在思想交鋒中:男主角是逃避遁世型的人物,女主角是激進的人物,在日本戰爭期間,就算自己失敗,她也要去參加救援。這些人物設定,估計就是當時他對自己的追問。

活字文化:聽上去有些像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問題小說”,或建國初的“紅色文學”。

翁家慧:另外,加藤在《羊之歌》里邊使用的部分文字比較古一些。研究者普遍認為,他是有意圖這么用的。雖然他游歷歐洲,外語很好,但他在選詞上不怎么用外來語,而用那些漢字詞,文體上有時候也會帶點漢文調,類似于中文文言文、韻文的一種文體。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我也體會到了這一點,所以我也盡量用稍微古典一些的措辭與句式。

我推測他的動機,他可能還是覺得,近代化之后的日本,過多的引入了不倫不類的西洋化的東西,而這些不倫不類的語言,還不如不用。我個人感覺,他在詞匯上有這樣一種意圖在里面,能看到他在選詞的時候,傾向于用漢字詞,在句式上傾向于用韻文,另外一個他非常推崇的文體是散文。

活字文化:《羊之歌》作為一本自傳,那跟普通記錄自己事情的日本私小說有什么區別?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稱為“國民大作家”。他對個人心理的描寫精確細微,開啟了后世私小說的風氣之先。

翁家慧:二者完全不一樣。《羊之歌》就是一本歐洲文學意義上的自傳。雖然他在寫第一篇的時候,可能還沒有打算寫一部“自傳”。也有學者指出,它像是在戲仿薩特的自傳《文字人生》。他從自己的外祖父開始寫起,前幾篇的內容確實能看到《文字人生》的痕跡,但是連載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他好像有了其他的想法,在內容和風格上都做了一些修改。

簡單說,要不要把《羊之歌》作為一個自傳來寫?加藤的這個計劃顯然是在寫作中間發生的。《羊之歌》的后記中就有說明。

另外,加藤也寫過不少關于薩特的論文,對薩特的著述有許多模仿、學習和參考。1966年薩特去日本做演講,題目是《知識分子的擁護》。薩特回國之后,就在《現代》雜志上專門出了一個“日本特刊”,加藤負責把日本方面的論文整理好寄給薩特。1980年薩特去世時,加藤在日法會館為薩特舉辦了追悼演講。

對任何一位文學傳記者來說,最寶貝的材料莫過于傳主本人所留下的自述文字,哪怕是只言片語。本書即是法國著名哲學家、文學家薩特的只言片語。

從立場來說,加藤也是受到了法國存在主義這一派的影響。包括他文學創作觀念,認為文學應該介入生活,于是他和薩特一樣, 成為了一位作家兼評論家,以及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而私小說作為日本文學小說發展當中比較獨特的一種形式,它有兩個特別明顯的特點:一是告白形式,既有懺悔的意思,也有直接說出來的意思。但是說出來什么呢?在私小說里邊,一般都是說出來一些比較丑的事,越丑越覺得自己是真實的,好像競賽式的那種“比丑”;二是私小說的“自傳性”,但私小說的空間設置集中于作者本人及其周圍的生活圈子,較少對大時代背景進行描寫與展現。

活字文化:加藤周一先生作為日本20世紀的文化巨匠,他提出了“日本文化雜交種性”、“日本集團主義文化”并推出力作《日本文學史序說》,成為日本思想和文學研究的經典,他本人則被譽為當代日本“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這讓我想起20世紀中國最具思想力與影響力的知識分子——魯迅。而魯迅先生對于國民性的分析和批判,是非常深入人心、經久不衰的,直到現在,我們也用“阿Q精神”或者“精神勝利法”來反觀自省,可以說魯迅的思想已經融入我們國民日常生活的一些思維模式里面。那么請問翁老師,加藤周一先生在日本民眾他們中,他是否也達到了這種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程度?

《加藤周一作品:日本文學史序說》是日本文學史,同時也是日本思想史,也可以說是以日本人的思考方式來表現的文學的歷史,它強烈地意識到,日本文化與文學是東北亞文化與文學的一部分,本書盡可能超越文化的差異,運用國際性、知識性的社會所能理解的概念,來分析并敘述日本各個文學時代的作品及作家。

翁家慧:那要看階段。在上世紀60、70年代,加藤周一被稱作“文化的天皇”,意味著他對日本民眾思想的影響,就跟以前的天皇對國民的影響一樣。但因為日本社會變化非常快,所以新生代里邊那我不能保證加藤先生可以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只能保證他現在還有一批忠實于他的讀者。而且我自己感覺,有一批藍領,即體力勞動者,對他推崇備至。

我在日本參加加藤周一誕辰一百周年研討會的時候,有一位倉庫搬貨工,在會場上得知我是《羊之歌》的中文版譯者,會后走過來對我說要寄送我一張光盤。他把加藤先生所有廣播上的演講,都從youtube上面拷了下來。而他的日常生活,可以說和加藤先生幾乎沒有關系。

總體上來講,我覺得不論在學術領域,還是在普羅大眾的閱讀領域,加藤都是很有可讀性的一個學者。但是他被日本人喜愛的同時,也有一部分人非常不喜歡他。認為他講話太直白,而且特別愛批評日本人的缺點,這是日本有一部分人會對他比較討厭的原因,當然右翼分子也討厭他。

日本的現狀不會是中國的未來;

和中國相比,日本是完全的男權社會

活字文化:現在的日本年輕人中,有沒有類似中國“小粉紅”群體的非常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會敵視或仇視加藤先生的思想?

翁家慧:因為我也做一些大江健三郎研究,確實會有很多人在網絡上攻擊大江;而日本的右翼家庭肯定會批評加藤的書。日本的確有一批右翼對中國有根深蒂固的那種仇視,而且對中國人的印象也停留在很多年前。而且有一些媒體,具有特別嚴重的反華傾向,甚至在報導中國時能達到睜眼說瞎話的程度。

日本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還是蠻高的,所以國民里面也有一部分人,因為沒有機會直接來中國,可能會受媒體的誤導。并且在我看來,如果想要真正理解中國人,可能也需要時間。現在站在我們國家的角度說,只有強大一條路,才能讓大家都來認識你、理解你。

總體來說,日本民眾的政治傾向還是因人而異、非常復雜。確實會有一些右翼在街上用大喇叭叫囂他們的極端主張。但我在日本參會的時候,有一件事非常觸動我:一個三十多歲的日本男子,在會議茶歇期間,走到我面前,確認我是中國人后,用日文對我說:“我對南京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那一瞬間真的震驚到我了。對二戰中日本的侵略行徑的反思,就是用這種方式沉淀在日本普通民眾之間。

活字文化:那么完全對政治漠不關心,沉浸在自己的二次元或者宅世界里的日本年輕人也非常多吧?

翁家慧:非常多。二次元文化、或者我們常說的“御宅族”在日本原來是個貶義詞,比如兩家的太太聊天,說你家孩子是“御宅”,那她就恨不得鉆地洞了。因為二次元文化的主要參與者,最開始的時候被認為就是社會中的落敗者,是沒有辦法進入主流的。但他們的二次元文化,也是日本文化的一個側面,不能說是陰暗面,而是真實存在的一個側面。

但是日本另外一個社會規則是什么?如果你是政客、政治家,一旦進入公眾領域,那么這些人物的私生活肯定有一部分是要被掩藏起來的。

這就是分層社會。上流社會有上流社會的規則,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生活規則。但總體而言日本還沒有特別的道德至上者,用道德限制或倡導人們的行為、把道德尺度作為社會的評價尺度是不太會在日本發生的。

活字文化:我們平時看的日劇,大部分都在講這個社會的失意者,或者是不太成功的人。就是呈現在階級固化的社會里被剔除出去的人,他們如何重建自己生命的意義。基本上全部都在表達這種主題。我們在日劇中也看到了很多很極端激烈的劇情:譬如和怪物一樣的父母決裂的子女、不堪忍受婚姻生活而出軌的主婦、完全與世隔絕活在自己的出租屋里的年輕人等等。

現在有這樣一種說法:日本如今的社會面貌,都是二三十年后中國所要呈現的一些矛盾。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翁家慧:不會,這一點我覺得應該不會。日本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這個問題(民眾過于極端化),包括韓國也是,因為他們整個民族過于單一化,就是過于純種,語言單一、行為模式單一、生活方式單一,這就使得他們一旦面臨挫折,就沒辦法應對。

我個人認為,中國從秦漢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譬如開通絲綢之路。中國文化之所以可以推倒重建,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本身就具有各種文化基因,包容了各民族的語言、思想、生活方式,所以我們的文化可以應對各種各樣的問題。

你現在說的那個問題,我知道討論比較多,但我覺得從我自己這次開會體驗來說,我覺得加藤先生他寫這本書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提出的“雜交種文化”,說那是日本的一個小小的希望。他提出這個理論就是針對日本民族,以及跟日本民族相似的,文化過于單一、語言過于單一、行為模式高度統一的集團主義,就是大家都是一個模式。

加藤周—所主張的,是正面看待外來文化的存在,正面看待自己的文化傳統,在相信自己文化傳統具有優秀成分的同時.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建設自己的新文化——“雜交種文化”,這才是健康的文化選擇。

在這一點上,韓國社會也存在相似性。韓國學者說,第一,我們信奉純血,就是血統上要單一。第二,我們信奉長幼有序,就是一定要論資排輩。

在研討會上,美國、德國、法國的學者都紛紛說,我們現在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沒有一個是純種的文化。德國學者說只有希特勒的時代德國追求純種,但最終走向毀滅。因為越是基因單一的文化,他的抵抗能力就越差。

當然,日本國內現在對于中國的強大還是有一點擔憂。他們不知道中國強大后會怎么樣,因為畢竟日本有過侵華歷史,他們憂慮中國這么下去會變得特別霸權主義嗎?并且美國在日本有駐軍,如果美國和中國有貿易摩擦,會不會殃及池魚?在地緣政治上來講,作為夾在各個大陸之間的島國,日本還是面臨很多難題。

活字文化:但是現在我覺得作為一個生活在一線城市的普通青年人,也會感覺到社會的價值尺度越來越趨于一元化,所以當代年輕人變得越來越“佛系”“喪”,其實都是一種絕對一元化的評價體系所帶來的壓抑感的折射。那么這種壓抑感和日本社會還是有很大差別的是嗎?

翁家慧:那肯定不一樣,因為日本沒經歷過我們新中國的社會革命,所以它的社會階層的固化現象是非常頑固的,包括男性、女性的兩性差異,作為社會性的性別身份的差別,很多日本女性也是順理成章地接受的。舉個簡單例子吧,比如在日本,一堆男的女的坐一塊,肯定是女的去端茶倒水。大家都習以為常,女性也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好。日本的這種男尊女卑文化就是這樣傳承下來的。

活字文化:但現在國內兩性關系也有保守化趨勢了。

翁家慧:時代的潮流是這樣發展的:一旦形成默認的規則,中國是很難往回走的。所以這個問題也不用太擔心。因為中國現在男性變弱勢也是一個問題,男性的女性化同樣是一個問題。

這跟你剛剛說的那個問題有關,是因為社會系統評價體系的單一化與保守化。

活字文化:所以男性感覺到壓力更大。

翁家慧:對,他會把自己慢慢地女性化。因為在權力面前沒有生理上的男性和女性,權力是男性,其他的都是女性,所以這是跟你說的時代的現狀有關系。

活字文化:我很好奇的是,相對于中國的女性地位而言,日本現在可以說是一個完全的男權社會嗎?

翁家慧:對照我們國內來說的話,可以說是的。比如中國機關單位的行政領導很多都是女性擔任,但在日本卻還比較少見,看一下內閣成員的女性比例就很清楚。再比如,一般我們國內女性休完產假會接著出來上班,而日本的女性基本上就要在家帶一兩年孩子。

活字文化:就像日本東京大學的上野千鶴子教授,其實在日本算作是另類。

上野千鶴子,自年輕時代起即不斷批判日本父權結構,是日本最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現任東京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翁家慧:我對她不了解,只是按照他們一般的邏輯,我所見到的幾個大學女教授,在思維模式、行為模式比較男性化一些。這個就是所謂男權社會的影響。有時候,女性她必須把自己喬裝成男性,才可以融入主流社會。如果權力有性別的話,權力是男性的,其他被權力壓迫的都是女性的,跟你的生理性別沒多大的關系。

但問題是這樣的:在日本,公開場合下,比如公司里邊,女性就是比較溫順、服務型的;但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種關系,她可以找補回來。他們這種身份的轉換,是有點像cosplay一樣的。我在這里扮演一個什么角色,我盡到我的義務;但我到另外一個地方,我就會把我這個角色再找補回來,不會一直壓抑著自己。所以日本的各種娛樂消遣文化也很發達。

所以簡單地講,他們的女性活得很壓抑嗎?似乎也不是,大部分人跟我們一樣,都是有苦有樂的。不能說因為她不能工作,或者是沒有事業,她就很抑郁。她們很多人就把自己的家務當作一個事業來做,也做得很好。在日本,家庭主婦也是一種工作,社會也對她很尊重。

“獨立思考”是加藤思想最重要的一點

中日的漢字體系是兩個不一樣的思想體系

活字文化:加藤先生的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意義,您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什么?

翁家慧:那就是獨立思考。這個獨立性在加藤那一代日本人身上是最缺乏的。他們為什么會卷入那么長時間的戰爭,而沒有一個人或者一群人出來說停止吧,不要再打下去了?加藤先生覺得就是因為日本的國民沒有獨立思考的習慣。很多人在軍國時期,真的是被軍國主義洗腦了。

而加藤先生永遠保持旁觀者的身份,與社會所謂的主流思潮保持一定距離,就是為了不要被所謂主流迷惑。所以這是他提出的,對當下最重要的具有參考意義的一點。

活字文化:那您覺得他的這種思想,跟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有相通之處嗎?

翁家慧:有,這個話題在會上也有人提出來,但他用的是“集團主義”這個說法。

沒有人比阿倫特更了解:20世紀的道德大崩潰,不是由于人的無知或邪惡,未能辨別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為標準,評判人們當下可能做出的事情。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會中的每個個體,能夠反抗道德崩潰時代平庸之惡的引誘,不放棄思考,不逃避判斷,承擔起應有的道德責任。

活字文化:隨波逐流這點,在日本可以被理解為信奉權威嗎?

翁家慧:不完全是,簡單地說就是“隨大溜”。但還不能把這個叫做權威,因為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定要跟著誰走的意識。但是一旦有一個人稍微領點頭,大家都會跟著去。他們特別均一化。譬如他們的制服,幾乎都一個樣子,這在日本國內被稱為“制服文化”。但是咱們國家基本上沒有人特別愛穿制服了。在日本,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學生制服,每一個在校女生都要化妝,看上去似乎我有我的特點,我的口紅是五號,她的口紅是六號,但其實都化成差不多一個色系。這就是日本人最有特點的一個地方,在大致相同的情況下突出一點點小個性,但不能太打破總體的潮流。如果你跟別人不一樣,你就要被欺負,這也是造成校園霸凌事件的一個起因。

這就是他們獨特的文化構造,我覺得還是因為他們國民性比較單一。而像咱們國家,你到了稍微偏遠一點的地方,譬如四川、甘肅,馬上會覺得我的言行舉止好像跟他們不太一樣,不會說特別不一樣,但多多少少會有一點不一樣。那到藏區就更不用說了,語言都不一樣了。

但是在日本,你到哪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在本州,還是在北海道、沖繩,整個國家在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上基本都是一樣的。所以日本國民沒有這個意識:我要跟自己特別不一樣的人在一起。而且他會對你有要求,你應該會跟我一樣,你怎么會跟我不一樣呢?

這就是他們單一民族、單一文化、單一語言所造成的一個民族性的問題。

活字文化:那您覺得中日之間對彼此的最大誤解是什么?

翁家慧:我覺得誤解太多了。如果從我自己學習的領域來講,日本人對漢字有一個非常大的誤解。我們認為日本所使用的漢字,應該跟我們是一個意思;他們也會覺得對于同一個字,我們的理解跟他們的理解,應該是一樣的,但其實是不一樣的。

孫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博士。主要著作有:《主體彌散的空間》、《竹內好的悖論》、《文學的位置》、《我們為什么要談東亞》、《亞洲意味著什么》、《求錯集》。多年來從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致力于推動東亞地區知識分子的深度對話,曾于九十年代與溝口雄三先生一同推動“中日知識分子對話”。

孫歌老師在會上說,中國學者對日本思想史研究的結論就是,中國的漢字體系和日本的漢字體系是兩個思想體系。那么最大的誤會就存在于,對同一個漢字,甚至包括同一個表達的不同理解,兩國的民眾會認為是相同的。但其實在構成邏輯和思維的時候,它們完成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我們用我們的漢字形成我們的邏輯思維,他們用我們的漢字符號,形成了他們的邏輯思維。而且我還有一個感受是,他們如果不使用我們漢字的形,只使用他們自己的語音的話,他們會構成自己更獨特的文化。因為日本在用漢字之前,只有語音系統,沒有書寫符號。

對漢字字符的誤解,是兩國普通民眾之間對對方產生誤解的最大的一個陷阱式問題。

來源:活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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