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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順慶:建構比較文學的中國話語

2019-10-25 08:49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作者:曹順慶 閱讀

曹順慶

   曹順慶(1954年2月-),湖北荊州人,滿族,男,生于貴陽,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核批準的第五批博士生導師(1993年)。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級教學名師,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四川省社科聯副主席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名譽院長。

   近年來,“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已經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議題,文化強國也成為中國的文化戰略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現在國際輿論格局總體是西強我弱,別人就是信口雌黃,我們也往往有理說不出,或者說了傳不開,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話語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不少方面還沒有話語權,甚至處于‘無語’或‘失語’狀態,我國發展優勢和綜合實力還沒有轉化為話語優勢。”①

   1995年,在《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一文中,筆者提出了中國在文學理論中的失語現象:“中國現當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論話語,而沒有自己的話語,或者說沒有屬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學、文學理論、歷史理論等等)表達、溝通(交流)和解讀的理論和方法。”②時至今日,中國文學理論界的“失語”問題仍然沒有得以解決,一旦離開了西方學術話語,就幾乎沒辦法進行學術研究。中國的比較文學同樣如此,在長時期內依賴西方學者建構的理論話語,以“求同”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基礎,排除文學傳播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變異現象。

   然而,由西方比較文學界構建起的比較文學理論,存在著許多漏洞與不足,導致了比較文學學科新的危機。作為一門國際性的人文學科,比較文學學科應當具備世界性的研究視野,承認異質文化間文學的可比性,這就為建構比較文學中國話語提供了前提。在跨文化研究的學術浪潮中,中國比較文學界的學者們歷經不懈努力,建構起了真正適合全球的學科理論。變異學學科理論的構建,使比較文學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學術話語,彌補了西方理論中的現有缺憾,使中國學者在世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一、比較文學中國話語建設的必要性

   長期以來,不少從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學者認為,有了法國學派所提出的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所倡導的平行研究,整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就是一座完滿的大廈。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通常,沒有學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人,在比較文學研究中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比較文學是既求同又求異的,比較就是求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這種直覺,實際上是正確的。但是,在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是求同的,而不是求異的。不管是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礎都是“求同”,是求異中之同。具體來說,影響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淵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類同性”,即不同國家文學、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類同性。

   法國學派提出的國際文學影響關系的同一性保證了實證性研究的可能性和科學性,但是卻忽略了文學流傳過程中的變異性。法國學派所倡導的文學影響研究,實際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響研究,僅僅關注同源性文學關系,忽略了其中復雜的變異過程和變異事實。實際上,變異是一個文學與文化交流的基本事實,更是文化交流與文明交融及創新的基本規律。影響研究不研究變異性,是法國學派學科理論的最大缺憾。在平行研究中也存在著變異問題,這是指在研究者的闡發視野中,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研究對象的交匯處產生了雙方的變異因子。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不同文明的異質性導致了不同文明在闡釋與碰撞中必然會產生變異,而這種變異恰好被美國學派平行研究學科理論所忽略了。

   缺乏“求異”的理論,是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都存在的問題,也是他們都忽視了的問題。事實上,不承認異質性與變異性的比較文學,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性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而對異質性與變異性的重視,也正是比較文學變異學超越前人學科理論的創新之處。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與中外各領域交流的不斷深化,比較文學“中國話語”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在文學研究領域,“比較文學”是一門國際性、前瞻性很強的學科。目前中國學者正在倡導建設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創建比較文學的中國話語。只有自身的學科理論強大了,本學科的民族話語充實了,我們才有底氣、有實力在國際比較文學界發出自己的聲音,發揮應有的作用,建設好人類共有的國際性人文學科,并推動更加合理、公正的國際學術新秩序逐步形成。

   在全球化語境下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主要是整體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對學術研究領域而言,誰占領了學術創新的制高點,走到學術最前沿,誰就能夠掌握競爭的主動權和先機。盡管國家一直在大力倡導學術創新,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真正的學術創新和學派創建卻并不多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立過程正是一個學術話語創新的典型案例,比較文學在中國作為專門的、建制性的學科被學術界公認是在20世紀的80年代。就是這樣一門年輕的學科,其學術隊伍的龐大和學術創新的潛力卻是不容低估的。中國比較文學在快速的成長中經歷的波折是可以想象的,有一些問題是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誕生伊始就已經存在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干擾著大家對比較文學作為學科的理解,影響了比較文學在中國存在的學理基礎。經過學者們的努力奮斗,中國學人終于建立起了全球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學科理論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立作為一個示范性個案可為我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學術創新的視角。

   二、比較文學中國話語的發展歷程

   比較文學的中國話語,意即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建立既屬于中國自己的,又符合世界的理論體系和表達方式,使其理論能夠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指導意義。比較文學中國話語的發展并非是一帆風順的,這期間歷經了學界的多次論爭。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學界領域力圖打破西方的理論架構,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理論。在這期間,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爭鳴,在探索中不斷推動著學科理論的構建。中國學者提出的諸多觀點,在早期并未得到西方學界的認可,異質性與變異性的合法地位曾多次遭到批評。然而,面對質疑與反對的聲音,中國學者卻迎難而上,用積極的態度面對西方學界的挑戰,以鮮明的話語觀點和跨文化傳播的具體例證,證明了變異學理論的合法性。

   (一)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話語建構初期的努力

   盡管比較文學的實踐在中國源遠流長,早在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周作人等學者就曾使用比較的方法進行文學研究。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這一概念所蘊含的理論的自覺意識,卻大約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的臺灣由于派出學生留洋學習,接觸到大量的比較文學學術動態,率先掀起了中外文學比較的熱潮。一些學者領略歐美比較文學學術風氣后返身自觀,覺察到中國傳統文學研究方法之不足,認為有必要通過比較文學研究來討論中國文學民族的特征,取得文學研究方法的突破。

   1971年7月中下旬在中國臺灣淡江大學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朱立民、顏元叔、葉維廉、胡輝恒等學者在會議期間提出了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這一學術構想。在此次會議上,中國臺灣學者首次提出了援西釋中的“闡發法”。在比較文學中國話語的初期建構階段,李達三、陳鵬翔(陳慧樺)、古添洪等學者致力于中國學派的理論催生和宣傳。1976年,中國臺灣學者古添洪和陳慧樺在《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一書的序言中正式提出:“由于這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學,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調整,即對原理論與方法作一考驗、作一修正,故此種文學研究亦可目之為比較文學。我們不妨大膽宣言說,這援用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并加以考驗、調整以用之于中國文學的研究,是比較文學中的中國派。”③在這段闡述中,古添洪、陳慧樺言簡意賅地提出并界定了“闡發法”,同時也對中國學界大半個世紀以來的學術實踐進行了一次理論總結。編者在該書的序言中明確提出:“援用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并加以考驗、調整以用之于中國文學的研究,是比較文學中的中國學派。”④這是關于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較早的說明性文字。盡管其中提到的研究方法過于強調西方理論的普適性,遭到了美國和中國大陸比較文學學者的批評和否定,但這畢竟是第一次從定義和研究方法上對中國學派的本質進行了系統論述,具有開拓和啟明的作用。

   中國臺灣學者提出的“闡發法”,引起了國內外比較文學學界的強烈反響,贊同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美國學者奧德里奇(A.Aldridge)認為:“對運用西方批評技巧到中國文學的研究上的價值,作為比較文學的一通則而言,學者們有著許多的保留。……如果以西方批評的標準來批判東方的文學作品,那必然會使東方文學減少其身份。”國內學者如孫景堯、葉舒憲等人,也反對“闡發法”的理論思想,主要是認為這種方法是用西方文學觀念的模式來套用中國的文學作品,勢必會造成所謂的“中國學派”脫離民族本土的學術傳統之根,最終成為亦步亦趨地模仿西方的學術支流。

   針對臺灣學者“單向闡發”的觀點,陳悖、劉象愚在所著的《比較文學概論》中,首次提出了“雙向闡發”的觀點。⑤“雙向闡發”指出其作為一種理論和方法,應該是兩種或多種民族的文學相互闡發、相互印證,修正了“單向闡發”的缺陷。杜衛在《中西比較文學中的闡發研究》一文中,明確提出“闡發研究的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學理解”⑥,充分認識到了闡發法的基本特征及其學術意義。據此,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學派的“闡發法”應該是跨文化意義上的對話和互釋,“跨文化”意識上的“闡發法”,才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獨樹一幟的比較文學方法論。

   (二)關于“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論爭

   盡管道路崎嶇,在中國比較文學理論發展的過程中,大陸學者仍不斷致力于打破西方話語的壟斷,倡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話語。季羨林先生1982年在《比較文學譯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以我們東方文學基礎之雄厚,歷史之悠久,我們中國文學在其中更占有獨特的地位,只要我們肯努力學習,認真鉆研,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必然能建立起來,而且日益發揚光大。”⑦

   1983年6月,在天津召開的新中國第一次比較文學學術會議上,朱維之先生作了題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回顧與展望”的報告,在報告中他旗幟鮮明地說:“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經有了長遠的源流前人已經做出了很多成績,頗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蘇學派的特點。因此,中國學派絕不是歐美學派的尾巴或補充。”1984年,在《中國比較文學》創刊號上,朱維之、方重、唐弢、楊周翰等人認為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應該保持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點和獨立風貌。1985年,黃寶生發表《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讀〈中國比較文學〉創刊號》,認為《中國比較文學》創刊號上多篇討論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論文,標志著大陸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探討進入了實際操作階段。⑧

   然而,“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提出,并未得到西方學者的普遍認可,他們甚至撰文抨擊中國學派的合理性。1987年,荷蘭學者佛克馬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學術討論會上,就從所謂的國際觀點出發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提出了質疑,并堅定地反對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同時,很多國內學者也反對“中國學派”的提出,鄧楠、王宇根、嚴紹璗等學者都認為,“中國學派”的提出是故步自封的表現,在多元文化時代提倡學派,是一種自我封閉的體現。“研究剛剛起步,便匆匆地來樹中國學派的旗幟。這些做法都誤導中國研究者不是從自身的文化教養的實際出發,認真讀書,切實思考,腳踏實地來從事研究,而是墜入所謂‘學派’的空洞概念之中。學術史告訴我們,‘學派’常常是后人加以總結的,今人大可不必為自己樹‘學派’,而應該把最主要的精力運用到切切實實地研究之中。”⑨

   來自國內外的批評聲音并沒有讓中國學者失去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熱忱。中國學者智量先生就在《文藝理論研究》1988年第1期上發表題為《比較文學在中國》一文,文中援引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取得的成就,為中國學派辯護,認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成績和特色顯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與比較文學研究歷史上的其他學派相提并論,建立中國學派只會是一個有益的舉動。⑩1991年,孫景堯先生在《文學評論》第2期上發表《為“中國學派”一辯》,孫先生認為佛克馬所謂的國際主義觀點實質上是“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而“中國學派”的提出,正是為了清除東西方文學與比較文學學科史中形成的“歐洲中心主義”。(11)在1993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舉行的全美比較文學會議上,李達三仍然堅定地認為建立中國學派是有益的。

   圍繞“中國學派”的持續論爭,促使中國學者在長期不懈的研究中慢慢成長,進而較為清晰地呈現出自身的理論特征和方法論體系,這正是一個學派成長的標志。二十年之后,佛克馬教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成都)”上,佛克馬教授公開表示欣賞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想法。(12)

   (三)關于“異質性”的論爭

   在建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前,首先亟需解決的問題在于是否承認“異質性”,即跨文明文學間的可比性是否能夠成立。1995年,筆者在《中國比較文學》第1期上發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一文,對比較文學在中國復興十余年來的發展成果作了總結,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中國學派的理論特征和方法論體系,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作了全方位的闡述。在該文中筆者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一個基本特色概括為”跨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闡發法、中西互補的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尋根的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的對話法、旨在追求理論重構的整合與建構法等五種方法為支柱,正在構筑起中國學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論大廈。

   如果說法美學派在跨國和跨學科上跨越了兩堵墻的話,中國學派就跨越了第三堵墻,那就是東西方異質文化這堵墻。筆者認為,跨文化研究將法美學派求同的研究思維模式轉向了求異,這樣才能穿透中西文化之間厚厚的壁障,與跨文化研究相配套的五種研究方法更成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方法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對理論架構法、附錄法、歸類法、融匯法等中國學派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方法進行了闡述和分析,認為這些方法對東方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和其他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也同樣適用。

   然而,西方學者認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在于相同性,差異是不可以被比較的。因此,中國學派的異質性研究遇到了巨大的挑戰。巴登斯貝格指出:“僅僅對兩個不同的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一些主觀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點類似點,這樣的比較決不可能產生論證的明晰性。”(13)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卡雷也認為:“并非隨便什么事物,隨便什么時間地點都可以拿來比較。……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它研究在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瓦爾特司各特與維尼之間,在屬于一種以上文學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構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間所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14)韋斯坦因在《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中說:“我不否認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卻對把文學現象的平行研究擴大到兩個不同的文明之間仍然遲疑不決,因為在我看來,只有在一個單一的文明范圍內,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發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系傳統的共同因素。……而企圖在西方和中東或遠東的詩歌之間發現相似的模式則較難言之成理。”(15)

   在西方話語體系建構下的比較文學理論,一直是西方求同式比較為框架,東西方不同文明之間文學比較的合法性是受到懷疑的。西方學者認為:如果沒有“同源性”和“類同性”,那就不構成可比性。顯然,在西方原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東西方文學是沒有可比性的。多年來,中西比較文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產生了王國維、錢鐘書、季羨林等等大家,但這種成就在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看來是沒有理論合法性的亂比。出現這種論斷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缺乏自己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始終被束縛在西方的“求同”研究之中,導致中西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棟,但卻不被西方學界所認可。

   在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中,如果不承認不同文明間的可比性,比較文學就不可能是真正全球性的理論學科。因此,西方學者僅僅強調“同”是遠遠不夠的,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在許多方面存在著不可通約性,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絕不是為了簡單的求同,而是在相互尊重差異性、保持各自文化個性與特質的前提下進行平等對話。在進行跨文明比較學的研究時,如果只求“同”,不辨析”異”,勢必會忽略不同文化的獨特個性,忽略文化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最終使研究流于膚淺。這恰恰是西方比較文學理論所忽略的重要問題。實際上,文學的跨國、跨語言、跨學科、跨文化、跨文化的流傳影響過程中,更多的是變異性;文學的影響關系應當是追尋同源與探索變異的一個復雜的歷程。

   比較文學不比較的泛濫與忽略異質性的缺憾,構成了當前比較文學學科危機的成因,根本原因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若不建設自己的比較文學理論話語,不以自己的比較文學理論刷新西方現有的比較文學理論,就難以避免陷入西方面臨的危機中去。而西方比較文學面臨的危機,恰好成為比較文學中國話語的建構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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