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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云:中國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2019-12-05 08:54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許倬云先生,國際知名歷史學家,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云先生是江蘇無錫人,1953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史學系,1962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人文科學哲學博士學位。 曾擔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任,1970年赴美,任教于匹茲堡大學迄今。

許倬云是不幸,一出生就因肌肉發育不良,不良于行,終身依賴雙拐。他又是幸運的,十九歲拄著雙拐走進臺大歷史系,七年里陪伴他學習的老師,是李濟、董作賓、沈剛伯、李宗侗、凌純聲、芮逸夫……這些學界泰斗。在關鍵時刻對他伸出援手的,是傅斯年與胡適兩位先生。

1957年,許倬云赴美求學,適逢美國的漢學研究的恢弘時代。大批中國知識分子流寓美國,何炳棣、黃仁宇、楊聯陞、徐中約、周策縱,余英時、杜維明、李歐梵……許倬云與他們亦師亦友,時相往還,共同奠定了海外中國研究巔峰期的基石。

1999年,許倬云在匹茲堡大學退休。此后,他便開始全力寫大眾史學。“我覺得既然我們老百姓要問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學歷史的就應該有交代。”這便是他寫《萬古江河》的初衷:從文化的角度講“中國”的形成,也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版的一系列“說中國”、“說歷史”圖書的初衷——為老百姓寫史。

許倬云

歷史上的知識分子

文 | 許倬云

來源 | 《知識分子:歷史與未來》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北宋的張載,與王安石同時代。他曾說過四句話: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這四句,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

我在這里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離不開這四種類型,而且這四種類型之間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顧兩個類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種類型中做得很好,卻顧不到其他方面;絕大多數的人屬于某種類型,但未必符合他對自己的期許,更不要說是別人對他的期許。

第一類是“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為“宇”,無時無往為“宙”,要人去解釋宇宙,這屬于理念的維度。所以,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為生民立命”者,屬于實踐的維度。我把它扭曲解釋成為一般人尋求他們生命的存在。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為往圣繼絕學”,也屬于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并傳承所學,總盼望后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希望自己學生學得比自己更好,就屬于這一類型。

“為萬世開太平”,屬于理念的維度。我扭曲解釋說,這類型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并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沒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許就糊胡涂涂過了下去。當有一個理想境界懸在那里時,我們才知道距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現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認為現在不符合理想,定個方向一步步改好它。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兩個字,可以是吃得更飽或活得更快樂,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秦漢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統基本上是以讀書人為最主要來源。偶爾有些征服王朝,會以馬上英雄作為干部,但最常見的仍是以讀書人擔任文官。這些文官可列入為“為生民立命”的類型中。

至于董仲舒,可列為“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應系統是把當時所知的各種知識,歸納成博大復雜、幾乎無所不包的解釋哲學。這一系統的解釋哲學,可批判之處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之前,也有過《呂氏春秋》、《淮南子》做過類似的解釋工作,但規模之龐大,涵蓋面之廣泛,都沒有超過董仲舒。當時《禮記》的〈禮運大同〉,提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境界,到今天還是做不到,幾千來年,許多人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做著“天下為私”的事情。〈禮運大同〉這一章,就是我剛剛在第四個類型中談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禮運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論從大的社會或小小區,我們都曾經有個理想的境界懸在那里。

努力尋求、實現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有人努力于哲學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統工作,作為“良吏”;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為“良師”;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里努力著。

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于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有著理想志業的第一個類型的知識分子。

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時,抗議的第四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出現最多,如東漢黨錮。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為理想,針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于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黨錮之禍”。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著儒家的理想針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當其他文化系統進入中國時,中國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作響應。

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了中國的文化系統,讀書人發現: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于是,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治不屬于統治范圍的出家人?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固定了的大系統,碰到外面的挑戰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的詠嘆,說人民富足,遠游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顰鼓動地來”,霓裳羽衣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長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后來中國的理學。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又把韓愈的系統加以精密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為一個精密的唯心論。由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不斷努力。

在文官系統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

遠的不說,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為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里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到死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

此外,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中“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么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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