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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橫溢的多產女作家,蕭紅的“北漂痕跡”

2012-09-29 02:41 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譚璐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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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圖片提供/章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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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圖片提供/章海寧

 明天,蕭紅離開這個世界67年。

    1942年1月18日,蕭紅彌留之際在紙上寫道“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瑪麗醫院為日軍占領,蕭紅被從病床上趕走。1月22日上午11時許,在日本侵略軍的炮火聲中離開人世,時年31歲。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恐怕沒有比蕭紅研究更令人傷腦筋的了:一方面在1933年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歲月里,她寫下了近百萬字的作品,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多產作家;另一方面,就如《蕭紅傳》的作者季紅真發出的感嘆,“蕭紅的思想和才華長期被人們漠視,私生活卻不斷地被爆炒。以至關于她的生平,至今仍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許多資料出入極大,無法考證”。她的出生、讀書、逃婚、被困、得救、生產、離異、再婚、病逝,到作品的評價,幾乎關涉她生命旅程的每一騰挪,都有眾說紛紜的回憶,越說越糊涂,甚至在最接近蕭紅的人們筆下,寫出來的事情也相去甚遠、互相矛盾。留下許多疑團和空白,成為一個羅生門。

    蕭紅三次去北平,目前的資料和研究都是零散和不充分的。現在當事人已經全部故去,一切疑問,都成了一個謎,可能永遠無解。我們此番的地理尋蹤就是將蕭紅在北京的生活痕跡呈現給讀者。

    ■蕭紅第一次到北京,住在二龍坑的一個四合院里,但是她到底是求學還是逃婚?

    “我現在女師大附中讀書,我倆住在二龍坑的一個四合院里,生活比較舒適。這院里有一棵大棗樹,現在正是棗兒成熟的季節,棗兒又甜又脆,可惜不能與你同嘗。秋天到了!瀟灑的秋風,好自玩味!”這充滿了喜悅感的話,是19歲的蕭紅寫給她的好朋友沈玉賢的信中說的。

    1930年的夏天,出走的蕭紅到北平后,與陸哲舜先住在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來他們搬到二龍坑西巷的一座小院落里,還請了一個北平當地人耿媽照料飲食起居。陸哲舜為了堅定蕭紅逃婚讀書的決心,先期從法政大學退學,于1930年4月到北平就讀于中國大學,中國大學在二龍路,蕭紅上的女師大附中在辟才胡同。

    此番地理尋蹤,我走的路線和他們當年的順序是一致的。走在西單路口連接中友百貨和君太百貨的過街天橋上,就已看到“中京畿道”的路標,一路西行,已看不到一所舊房子,能夠跟記憶關聯起來的,僅剩下“京畿道小區”這樣的名字,而西京畿道則連名字也沒有了。

    如今地圖上已經沒有“二龍坑”只有“二龍路”。走上蜿蜒如龍的二龍路,兩邊也全是新建筑,看不出絲毫舊日模樣。清人朱一新《京師坊巷地稿》將今二龍路這一帶稱為“二龍坑”。在老北京,凡是帶“坑”的地名,全帶水。二龍坑的水形成應該和大明濠有關,明清時代,民族宮旁邊的太平橋大街不是街,而是一條流著水的壕溝。

    到清末,因為都往這里的大水坑中倒垃圾,經年累月,垃圾不僅填平了二龍坑,而且形成了一座垃圾堆成的“二龍山”,臭氣熏天、蚊蠅孳生。據學者考證,聞一多先生在1925年4月寫的《死水》中多次提到的“一溝”就是二龍坑南端一臭水溝。民國初年,二龍坑被填平修路,稱二龍路。現在二龍路為西城區委、政府、人大、政協的駐地。

    據回憶文章說,每到周日下午蕭紅他們的小院里高朋滿座,李潔吾、苗坤、石寶瑚、李荊山等一批在北平的哈爾濱三育中學校友,每每要聊談到聽見打更人的梆子聲才踏月星散。李潔吾晚年回憶說,這些人雖然不是每周日都來相聚,但總能碰到三五人,聊談的內容無所不包熱鬧非凡。可是經濟上的窘況很快顯露出來了。北京的冬天是很冷的,蕭紅來時又沒帶冬裝,11月中旬,還穿著單衣去上課,冷得瑟瑟發抖。但這還不至于影響兩人快樂的心情。一夜雨雪,李潔吾第二天一大早去看他們的時候,蕭紅正在院里賞雪,陸哲舜則正在西平臺頂上用竹竿敲打樹梢上殘存的棗子。然后蕭紅很興奮地用小砂鍋燒煮從墻頭上輕輕拂下來的積雪,等雪在鍋里融化再把紅棗放進去,滿屋散發著棗香。蕭紅用火箸敲打著爐子說:“這可是名副其實的雪泥紅棗啊!”

    走著走著,在二龍路的路中間赫然發現一株古樹,落光葉子的虬枝向上向兩旁恣意伸展著。近前看到樹身上的銘牌:古樹(二級),編號:11010201244,鼠李科:酸棗。不由讓人一陣高興,當然它未必是蕭紅筆下的那一株棗樹,但它一定看到過有一捧煮在雪水里的干棗給蕭紅多大的欣喜,一定隱隱聽到過那一群高談闊論的東北年輕人的陣陣歡笑聲。

    再往北走,就到了一條上下四車道的寬闊大街,它的名字還是舊名——辟才胡同,以前它只是一條4米多寬的小胡同,但就在這條胡同中,曾先后開辦過“京師私立第一兩等小學堂”、殖邊學堂、北京籌邊高等學校、女高師附中、師大女附中等學校,辟才胡同堪稱北京現代基礎教育的發祥地。教育部的西邊,北師大實驗中學教學樓現代化氣息濃厚的玻璃門前,一座造型別致,合璧中西的門樓孤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旁邊有“舊址門樓重修志”,說明1917年9月5日國立北京師范大學女子學校創立,11月遷到原教育品制造所之址。2007年90年校慶時遵舊制重修門樓,“青石其奠,灰石其基;天圓其拱,計高一丈一尺一寸;地方其座,計闊八尺八寸八分。”

    雖然蕭紅只在這里讀了一年高一,但是無疑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初中畢業后,她渴望繼續求學,但遭到了家庭的反對,后來是“騙”家里說否則出家才得以繼續讀下去。然而在家鄉,他們被視為“私奔”至京,傷風敗俗,寒假將至,陸家給兒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二人一道回家,馬上寄去路費,否則,自此一分錢不給。無奈之下,他們只得打道回府。1932年1月,蕭紅回到呼蘭,被父親送到伯父家,受到嚴密的看管。

    許多研究者的說法是,她第一次來北平應是一次“娜拉出走”式的逃婚。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易卜生筆下的娜拉毫無疑問成了當時中國一代新女性的造型榜樣,富有浪漫氣息和時代色彩,刺激而新鮮。當汪家正式提出結婚要求,蕭紅不得不作出選擇時,與她要好的姐妹們都鼓勵她做現實的娜拉出走北平,跟隨表哥逃避婚姻。也有研究者比較折中的看法是,蕭紅對這門婚姻是認可的,但當求學和婚姻只能選其一的時候,她選擇了求學。也因此當她從北平求學不成,又與家庭發生嚴重沖突的時候,她又選擇了與未婚夫同居。

 ■蕭紅第二次來北平,謎一樣神秘

    ■蕭紅第三次來北平,傷痛的旅行

    均:

    前天下午搬到潔吾家來住,我自己占據了一間房。二三日內我就搬到北辰宮去住下,這里一個人找房子很難,而且一時不容易找到……

    現在他們夫婦都出去了,在院心我替他們看管孩子。院心種著兩棵梨樹,正開著白花,公園或者北海,我還沒有去過,坐在家里和他們閑談了兩天,知道他們夫婦彼此各有痛苦。我真奇怪,誰家都是這樣,這真是發瘋的社會。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樣給他們說著道理。

    ……

    昨天夜里就搬到北辰宮來,房間不算好,每月二十四元。

    住著看,也許住上五天六天的,在這期間我自己出去觀看民房。

    ……

    寫信請寄到北平東城北池子頭條七號李家即可。

    這是1937年4月27日蕭紅給蕭軍的信,從北平發往上海。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來北京。

    蕭紅到北京后先是住在東長安街上的中央飯店,然后找到了老朋友李潔吾的家,住了一天又搬到北辰宮公寓,但是仍然天天到李家,為的是等蕭軍的信。“她為什么要去北京呢?據說她很懷念這地方,也想再住一住。我也同意陪她來北京住一住——盡管我對當時北京第一次給我的印象不算太好——也許較長時間住一住,可能就會發生‘感情’了。她是作為‘先遣部隊’先來北京的”[蕭軍《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四)》]。

    “北辰宮”的地址不詳,請教章海寧有無查找線索,那兩天他剛好陪同蕭紅研究者、《蕭紅傳》作者季紅真在哈爾濱踏訪蕭紅遺跡,他問了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季紅真“北辰宮公寓”包括李潔吾的住處的位置,也說找不到,搞不清在哪兒。

    今天北池子頭條仍在,是條三四十米的短巷,兩側的幾個院落都是粉刷得簇新的灰色,建筑也不是舊式民居的樣貌了,最有歷史感的,要算幾個院門口風化破損的青石臺階。如今門牌七號的院門是個簡單且單薄的小門,院落里靜悄悄的,看不到什么樹,挨挨擠擠的是搭建出的各種小房,即便門牌編號沒變,也早找不到當年舊貌了。

    邁開大步走,沒走上幾步就已從巷口走到巷底,再放緩腳步,從巷底慢慢踱回來,揣摩著,想象著,當年蕭紅每一回走在這條小巷里,糾結著怎樣的心緒,等一封上海來信。

    上一年離開上海遠走東京,這次來到北平,同樣是因為多情三郎的一再出軌,蕭紅以遠行療治受傷的心靈。

    “我雖寫信并不寫什么痛苦的字眼,說話也盡是歡樂的話語,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會被淹死的,我知道這是不對的,我時時在批判著自己,但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懷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經或者比絲線還細了吧?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許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為什么把自己弄得這樣,連精神都給自己上了枷鎖了。

    “這回的心情還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經把我建設起來的那只手把自己打碎嗎?”

    差不多每一封蕭紅從北平發往上海給蕭軍的信都是滴著苦汁的,而她從北池子頭條李家盼到的回信說的是什么?“我現在的感情雖然很不好,但是我們正應該珍惜它們,這是給予我們從事藝術的人很寶貴的貢獻。從這里我們會理解人類心理變化真正的過程!我希望你也要在這時機好好分析它,承受它,獲得它的給予,或是把它們逐日逐時地記錄下來。這是有用的。”這樣的“理性語言”是不是往傷口上撒鹽?蕭軍還告訴她正在讀《安娜·卡列尼娜》,在信中說:“那里面的渥倫斯基,好像是在寫我,雖然我沒有他那樣漂亮。”及至古稀,蕭軍就自己年輕時那場風花雪月,給蕭紅帶來的心靈災難做出了懺悔:“如果對于蕭紅我引為終身遺憾的話,應該就是這一次‘無結果的戀愛’,這可能深深刺傷了她,以致引起她對我深深的、難于和解的憤恨!她是應該如此的。”

    感情受傷的蕭紅去北京,為什么還要與蕭軍通信?我就這個問題跟章海寧先生探討,他認為,蕭紅因為與蕭軍在一起生活的幾年間,一直受著蕭軍的過度保護,她一方面反抗這種保護,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依賴;在男權文化社會,特別在蕭紅的生活圈子里,蕭紅的所有朋友,都是蕭軍的朋友,她自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朋友。魯迅可能是個例外,但魯迅也不在了。即使魯迅在,她也不愿用情感上的事情來打擾魯迅,蕭紅在日本東京的時候,就沒給魯迅寫過一封信。蕭紅心中能稱得上朋友的是許廣平,但許廣平后期對蕭紅有些誤解,雖然表面上很熱和,但內心是有隔膜的。蕭軍當時是蕭紅唯一能傾訴的人。當時她還在矛盾中,到底還能不能接受蕭軍,她的心在掙扎,所以她沒有選擇馬上分手,而是用分離來減輕痛苦,但痛苦并沒有減輕。

    在這些北平——上海的通信中,蕭紅的署名都是“榮子”。發表作品時,前期的筆名基本都用“悄吟”,“蕭紅”的筆名是1935年12月出版《生死場》時第一次使用。章海寧介紹說,因為蕭軍說“蕭紅”與“蕭軍”兩個筆名合起來是“小小紅軍”的意思,多年來大家一直依據蕭軍的闡釋來解釋蕭紅筆名的來歷。但蕭紅研究者葉君博士認為,這是一種過度闡釋,帶有濃厚的迎合政治的色彩。因為“蕭軍”的筆名早“蕭紅”一年使用,其意與紅軍無關,怎么與“蕭紅”合起來就變成“小小紅軍”了呢?另外,多年來蕭紅被“左翼”的名詞包果太多,很多闡釋都是從這一個維度出發,比如說蕭紅準備去重走長征路,寫一本關于紅軍的故事。實際上蕭紅一生對政治并不熱心,無黨無派,雖然前期的創作有著一些左翼的色彩,但細細分析,她的作品與左翼作家的創作有著明顯的不同。蕭紅說作家是全人類的,作家的創作是為了掃除人類的愚昧,所以時尚作家在寫作抗日墻頭詩的時候,蕭紅在寫《馬伯樂》和《生死場》。她遠遠地超越了那個時代的作家。

    這次在北平,蕭紅和老朋友去逛了長城,看戲,看電影《茶花女》,還獨自去北海坐了兩個鐘頭,每天吃飯則到東安市場,花一角錢買碗羊肉面,再花一角錢買兩個花卷或炒素菜。

    5月9日的信中,蕭紅告訴蕭軍在北平找民房長期租住是有可能的,并已找到一處房子,只是要和人家共用一個院子,不是很方便,是否立合同需要等他來北平后再說。5月12日,蕭軍發出一封催促其南歸的短信:“來信收到。我近幾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舊病復發。如你愿意,即請見信后,束裝來滬。待至六月底,我們再共同去青島。”40年后蕭軍注釋蕭紅信時說:“既然我一時不能到北京去,就決定要她回上海了。在那里像一顆飄飄蕩蕩的‘游魂’似的,結果是不會好的。我很理解她好逞剛強的性格,主動是不愿回來的,只有我‘請’或‘命令’以至‘騙’才能回來”。

    蕭紅短暫的第三次北平之旅就這樣倉促地畫上了句號。

    蕭紅第二次來北京,短促而神秘,梳理不清的疑點也很多。她仍然是在二龍坑西巷的舊居,住了將近一個月又不告而別。

    陸宗舜和蕭紅在家庭的經濟制裁下,不得不從北平回到東北之后,蕭紅被囚禁在其伯父所居的阿城福昌號屯。當時的情景,蕭紅在散文《夏夜》中有詳細的記載,但對她是如何逃出來的,卻一直守口如瓶。流傳頗廣的說法是,在小嬸和姑姑的幫助下,藏在一輛往哈爾濱送白菜的馬車上逃了出來。

    但據李潔吾的回憶,1931年蕭紅第二次到北京的時候,顯然和狼狽出逃的處境不相符。“這次來京,她穿了一件貉絨領、藍綠華達呢面、貍子皮里的皮大衣。她還送給我一小瓶白蘭地酒和一盆馬蹄蓮花。”不久,李潔吾又在二龍坑西巷見到了找到北京來的蕭紅的未婚夫。“三月末的一天,她突然到學校來找我,說是生活上有了困難,問我可不可幫她想想辦法?我搜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才湊了不到一元錢,就全部交給了她。我問她生活得怎樣,上學的事解決了嗎?她只說目前都談不到了……拿著錢走了,沒再說什么。”“沒過幾天,我又進城去看乃瑩,誰知耿媽卻說:‘小姐他們走了,您不知道嗎?’”而葉君的文章中提及,原哈爾濱法政大學預科的學生高原,來北平讀書后曾到蕭紅的住處,聊談中得知她的生活很貧苦,常常要拿幾冊書到舊書攤上賣,得些錢維持生計,每天從西單徒步去東四上學,連買電車票的錢也沒有。

    蕭紅研究者章海寧說,蕭紅第二次來北平,目前資料極少,好多事實還不清楚。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蕭紅與未婚夫在一起,這些衣服是未婚夫汪恩甲給她添置的,最終又鬧翻了,才又找李潔吾求助,但缺少文字材料的證明。研究者葉君推測,最終的情形,她可能還是和汪恩甲一起回到了哈爾濱。這次離開北平,徹底破滅了蕭紅的求學夢想。

    此后蕭紅便開始在哈爾濱旅店落難之旅:懷孕、汪恩甲失蹤、身無分文還欠債的困窘、向報社寫信求援、與蕭軍一見鐘情、直至開始寫作生涯的人生軌跡。

    一直以來這個未婚夫是反派角色,在蕭紅懷孕又欠旅館很多錢的關頭拋棄了她。“因為蕭紅在1980年以后,一直就被貼著左翼女作家、抗日女作家的標簽,按當時的邏輯,妖魔化他的未婚夫,才能增加蕭紅落難的悲情,大家救助蕭紅才更正義,其實這是一種狹隘的考量。

    “蕭紅的弟弟張秀珂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隱含地透露過這段隱情:汪恩甲與蕭紅同居,蕭紅懷孕后(未婚先孕),汪恩甲再也瞞不住家里了,只好硬著頭皮回家解決難題,被家人扣下。汪家是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傷風敗俗’、‘未婚先孕’的蕭紅,蕭紅被迫與汪家打了一場官司,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在法庭上,汪恩甲為了維護哥哥的面子,作證說不是哥哥代弟休妻,而是自己的主張,法院判蕭紅敗訴,從此汪與蕭紅從法律上解除了婚姻。

    “汪恩甲在官司后,曾向蕭紅道歉,說他是為了保護哥哥,并不是真的不愛她。沒有得到蕭紅的諒解。但大多數研究者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這個事實,后來蕭紅的一位同學在一次采訪中做了披露,但遭到部分研究者的否定和激烈質疑。只有劉乃翹的《蕭紅評傳》和葉君的《從異鄉到異鄉》采用了這種說法。我接觸蕭紅的家人,他們堅持認為,蕭紅當年確實與汪家打了一場官司。如果這場官司是確實存在的,那么,汪恩甲拋棄懷孕的蕭紅的說法,就應該重新思考了。”章海寧這樣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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