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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回憶顧城和謝燁

2012-10-10 10:58 來源:搜狐文化 閱讀

顧城(右)與謝燁(左)

顧城(右)與謝燁(左)

  顧彬/文 張呼果/譯

  “我把刀給你們。”

  顧城:《水銀》,頁35

  “我們可以一起死,但你得先殺死我。我不想自殺。”

  謝燁:《袖珍漢學》(1993年1月),頁23

  “我愿意死

  去那生活的邊緣

  去看看大海

  那兒玫瑰花葉和風帆掠過。”

  謝燁:Die horen 156,頁23

  “我來了,沒帶漁網

  只帶來我的心

  在遼闊的大海里,我想

  只要有句愛的話語

  魚兒就會跟我上岸。

  顧城:《英兒》,《九十年代》(1993年9月),頁95

  許多電話太遙遠,顯得不真切。第一次是在10年前的柏林:某某自殺了,請于某月某日來某某墓地參加葬禮。這回是從特里爾打到波恩來的;聽說了嗎?還沒呢。我天真地盼著是好消息。然而,先前在艾弗爾所顯露的預兆已是太不祥了,在波恩、柏林、洛杉磯和奧克蘭之間還是未能消解掉。后來跟在悉尼的楊煉通話,才知道消息更糟:不是雙雙殉情,不是沖動的情殺,而初步猜測是蓄意謀殺。于是我在周六晚上(10月9日)揣測似的給朋友們寫了個通告:

  親愛的朋友們:

  顧城和謝燁去世了。這不幸地應驗了《袖珍漢學》1993年第一期春季號所載高力克和張穗子與他的訪談中所顯露的兆頭。

  顧城和謝燁先是應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藝術家項目之邀,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住在柏林。他寫了組詩《城》,她在寫她的回憶錄。這一年對兩人都像是好事。

  然后從8月中起,他們搬進我柏林的住宅,想過渡一段時間,等位于艾弗爾的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一份為期3個月的資助金。顧城埋頭寫他的《懺悔錄》,后香港《九十年代》雜志選發了一些(“我有兩個妻子”指謝燁和英兒)。據《法蘭克福匯報》所載,這份完成的手稿在深圳書市拍賣得了好價錢。

  在艾弗爾就出現了危機。顧城打了謝燁,謝燁決定分手。幸虧伯爾基金會處理周到,雙方和解,提前離開。就在他們8月27日回去前我們還在波恩見了面。雙方看來都有信心,想再試試。

  經美國回新西蘭后,可能謝燁最后決定分手,雙方開始獨立生活。兩周后的10月27日下午,顧城用斧頭砍殺了謝燁,然后上吊自盡。留下一個快六歲的兒子。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沒有謝燁,顧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為詩人也是不可思議的。她謄寫和審編了所有那些讓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過她說話,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語言和他自身。他知道這點,而她也肯定知道。

  此事的發生,似乎并不因為精神錯亂,更多是他們歷來關系的邏輯后果。這一點高力克和張穗子寫了很多。

  在柏林時,謝燁生氣勃勃,有許多的計劃,不過她也知道他的危險。當時顧城總是將自身的危險歸結于“文革”。

  顧彬,1993年10月10日

  對一個自以為認識的人,我們到底了解多少?顧城和謝燁看上去不是理想的一對嗎?總是無憂無慮、輕輕松松的?在柏林時從未聽到說起另一個女人,顧城的“我想死”無非是夸大其詞,周圍的人輕快地回答說:“那請便吧。”只有張穗子1992年顯靈節時在倫敦看出了事情的另一面“我們常常面對了死,”謝燁對她說,“我的路是死路一條。”

  這些年來,死的觀念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我是孩子的時候就多次來訪維也納這死亡的京都,前前后后又在親屬中體驗到對死的儀式般的渴望。他們大都長壽,沒誰是自殺的。“我要是能死該多好”,像是個社會游戲。為何顧城竟與眾不同呢?他身邊不是有個為他犧牲了一切,并準備一絲不茍按他設定的形象來生活的妻子嗎?她正忙著筆錄下他的一生。也是她,在他與我和他人談話時,忙著錄音、記錄、整理和交付出版。

  我開始在記憶和舊日筆記中追根究底。

  我跟顧城的第一次見面該是在1984年的11月。一天傍晚,北島來到天安門廣場的國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騎車一會兒就到了他的住所:幾個人在準備餃子,北島當時的妻子、書法家邵飛,我記得頗清楚,還有顧城,但另一個是誰,就不大真切,或許是謝燁?北島去幫忙,顧城和我坐到一張沙發上,于是開始了我們的第一次談話。因“文革”的緣故,他只有上3年學的機會,他的語文和知識,歸功于中文版的《格林童話》和《辭海》。他覺得在一個互為陌路人的社會里,人變成了昆蟲,他自己呢,像只螞蟻。只有靈魂才能使人超越東西和動物。后來他一直稱冉•亨•法布爾(1823-1915)的《昆蟲記》是他愛讀的書,多年后還讓人將那本童年讀過的中文版寄到柏林來。

  后來3次在北京的晤面,記憶都模糊了:1985年3月初在文化宮青年作家與德國作家的聚會上見到他(可能還有謝燁);一年后(1986年4月18日下午)在動物園附近的西苑飯店;再一次是1986年12月30日在名人住宅區百萬莊。有兩點我還記得:一是談老子,再是講他與謝燁頗具命運色彩的相逢。他在北京車站的人堆中一眼就看見了她(我記得是這樣的。有文章說顧城與謝燁是[1979年?]在京滬列車上認識的),他便認出她了:就是她,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這樣便開始了他們連體雙胞的生活。

  我小小的中國當代文學檔案庫很快就被顧城和謝燁用其生活和創作的材料添加了許多,里面一直保存著他們1987年1月30日應邀來明斯特參加詩歌節的機票。臨到他們抵達前還不清楚,是否他們真能來。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給北京掛長途。那個周六的上午也如此,當時他們該朗誦了。他們來是來了,帶著官方的忠告:下次不許再來。但來得太晚,已經錯過了朗誦會。張穗子在法蘭克福機場沒接到他們,所以我們直到午后才在大教堂和郵局之間碰上。我第一次看見他戴那頂帽子。我在賓館認真勸他在正式場合脫掉那玩意兒,終歸無效。顧城在那晚的招待會即席寫的那首詩,充當了安排在市政廳的朗誦會和明斯特詩歌節的結束語,它表達了一個古老的思想:世界只是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死了它也完蛋。

  后來在明斯特他們住在木屋里,吃的是膩人的威斯特法倫地區的食品,日子過得沉悶(5月31日-6月2日)。在維也納也陰郁,顧城和謝燁是在奧斯納布魯克和海德堡朗誦后7月5日趕到那兒的。他們隨身帶了大量肥皂,因為他母親擔心在西方找不到盥洗的東西。這一小袋肥皂就留在了維也納,那么多塊,你每天用都用不完,像是對朋友的記憶不愿在時間中消逝一樣。

  生活顯得很充實:在老史密德文化宮朗誦,去山頂的慶典臺觀光,到必去的中心墓園和圣馬克斯墓地看看,寂靜的時辰與上海作家戴厚英在奴斯多夫(普羅布斯巷6號)的大樹下聚會,那兒貝多芬曾生活過。小別(6月13曰):我們在闊氣的維也納人寬敞的廚房里安逸地包餃子,愜意的陽光照著露臺,使人慵倦。6月底在波恩心情開始沉郁,東方語言系辦的朗誦會不多不少來了一些人,顧城的開場白總是這樣:我聽見一個聲音,一只鳥的聲音,這聲音對我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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