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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薩與他的中國行:作家本身的創作欲望就是他活著的一種體現

2019-10-21 09:25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曾于2011年6月12日抵達中國,在為期九天的訪華日程里,公開露面只有兩天時間,所到之處都受到了明星般的禮遇。在今天的推送文章中,一起重溫這段略薩的中國紀行,并深入探尋他與拉美文學共同“野蠻生長”的歲月。

2011年6月14日、17日上午,他分別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做了相同內容的題為“一個作家的證詞”的演講,在眾人灼熱的目光“審視”中,為自己心中的文學做著“證詞”。14日下午,他在上海戲劇學院新空間劇場,參加“閱讀的贊頌——略薩作品朗讀會暨文學交流會”,現場朗讀了他本人最喜歡的作品《酒吧長談》片段,并與作家葉兆言、孫甘露及讀者對談、交流。

17日下午,他應邀赴北京塞萬提斯學院參加一年一度的“西語日”,與中國的西語愛好者見面,并為“19216公里”故事大賽得主頒獎。主辦方透露說,盡管公開與媒體、讀者見面的時間,只占其訪華日程的一小部分,略薩還是覺得安排了太多活動,這讓他感到有些“盛情難卻”。

略薩來訪引起的反響是不言而喻的。他曾說,從沒想到自己寫的故事能到達遙遠的中國,而事實上,現在不僅到達了,還引發了狂熱追捧,就連眾多作家都為能一睹其風采而激動不已:在上海,被主辦方安排跟略薩對話的葉兆言稱自己“上臺后大腦就一直處于空白狀態”,并笑稱把準備好的提問和發言遺失在了來上海的火車上;王安憶則臨時更改了自己的出訪行程,安靜地坐在臺下聆聽略薩朗誦作品。在北京,莫言、劉震云、閻連科等作家及西語文學翻譯家、學者,在與其交流后,紛紛要求簽名留念。而中外文化記者伺機而動苦求專訪,出版商則仗著這枚“大牌”開始了奇貨可居式的挑挑揀揀;更有眾多粉絲托關系求入場券,甚至苦守在略薩的車旁淋雨三四個小時要簽名求合影……

這不免讓人聯想起略薩十五年前的首次訪華。那時的一些印象,只散落在少數幾位和他見過面的西語譯者的記錄里,更多的細節至今仍不為外界所知,因為他堅持“以一個純粹的旅游觀光者的身份,來細細品味中國古老文明的風情韻致”。當然,即使以到訪的外國作家身份出現,略薩也未必會引起中國讀者的強烈興趣。直至成為諾獎得主之前,他的作品除了影響小部分作家創作之外,在中國圖書市場上一直沒什么銷路。于2009年8月引進出版了略薩四部作品的上海譯文出版社甚至爆料說,他們之所以出版略薩,起初是不得已而為之,本來是想談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版權的,但對方的代理人說要先出略薩之后再談,“作為條件,略薩被簽下,一下四本……出門前,代理還追問是不是可以再出略薩新書……”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60年代,略薩就和馬爾克斯等作家一起,被視為當今世界文壇碩果僅存的文學大師之一。1967年冬,略薩和馬爾克斯第一次見面以后就結下了深厚友誼。有段時間他們都住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兩家人交往甚密,馬爾克斯甚至是略薩二兒子的教父。不過1976年,兩人在墨西哥電影院里動了拳頭,此后便分道揚鑣,其政治分歧尤其明顯。

對于這次不堪回首的“肢體沖突”,兩人此后都諱莫如深,馬爾克斯更絕——為了不說出實情,一直不出回憶錄第二卷!他說:“如果我寫第二卷,就要說出某些我不想說的、很不好的私人交往。”好在此事發生三十年后,他們共同的好友摩亞以《鼻青眼腫的可怕故事》為題詳述了當時的情景,世人藉此得以一窺個中情狀。摩亞說:“那天,拉美各國藝術家和文學家在電影院參加電影研討會。之后,馬爾克斯向略薩奔去,剛喊出‘馬里奧’,一記重拳狠狠打在他臉上,略薩怒罵:‘你對我老婆做了些啥,有臉跑來向我問好?!’”

此番略薩訪華,同樣避而不談與馬爾克斯之間的恩怨。但他并不諱言對《百年孤獨》充滿個人趣味的溢美。“那是馬爾克斯的一個轉變,在整個世界都引起了反響。這在現代小說中是非常特殊的一個現象,因為各種各樣的讀者都喜歡讀它。很顯然,馬爾克斯讓全世界看到了拉丁美洲的文學。”

當然略薩獲獎,也讓世界再次聚焦拉美文學。他的生活也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家覺得我可能要受到稱贊。但我變成受難者了。很多人特別是新聞界根本沒有休止地要來采訪你,不讓你安靜地生活,不讓你好好地工作,有些問題我不想回答,可你還是不得不應對。有時候真想逃到島上去生活,在沒有記者的地方生活。”盡管略薩一再抱怨獲獎剝奪了作家的隱私,但他還是坦承:“它給你帶來的好處是,讓你被世界知道,作品被翻譯成更多語言,這對一個作家來說非常重要。”

顯然,獲獎并沒有讓這位已屆七十五高齡的大作家“迷失”。他謙遜地表示,希望歷史能證明,諾貝爾文學獎委員頒給他獎沒有搞錯。在他看來,諾貝爾文學獎,跟其他獎項一樣,評委會也會有搞錯的時候。“有的作家比如海明威等都是眾望所歸,但也有一些作家與這個獎項根本不相匹配。第一個文學獎獲得者是法國作家,你肯定不會看他的作品,我覺得也不值得讀。那個人叫蘇利·普呂多姆。當時和他競爭的是列夫·托爾斯泰,但組委會卻把獎給了他而不是托爾斯泰。其實,很多人完全是應該得這個獎的,比如博爾赫斯,但他沒得。托爾斯泰沒拿獎,博爾赫斯也沒得獎,現在給我獎了,我確實覺得有點難為情。”

略薩的謙遜讓人動容。這并不影響他毫不避諱地說出自己對文學和寫作的很多看法。在他看來,寫作就福樓拜所說,是一種生活方式。“作家不是為了謀生而寫作,而是為了寫作而生活。如果有人能以此謀生當然更好,但是通常來說,作家本身的創作欲望就是他活著的一種體現。”略薩直言,一個作家如果總是被人夸贊、有獎金、有政府補貼的話,會很危險。“因為他的創造性就會喪失。碰到困難的時候,你必須戰勝困難,這些困難的存在是有好處的,能使創作的精神發揮出來,這是非常好的、強大的力量。精彩杰出的作品都是從困難中誕生的。”

確如其言,略薩的一些好作品,正是從困難中誕生的。1958年秋,在西班牙馬德里梅嫩德斯·佩拉約大街上一家名叫“小蝸牛”的酒館里,略薩開始寫作《城市與狗》。其時他年僅22歲,已經結了婚,生活的重負幾乎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為了生計他有時不得不兼做幾項工作。盡管此前他已寫了一些作品,中篇小說《挑戰》還獲《法蘭西雜志》組織的秘魯短篇小說比賽獎,為此還得到了到巴黎旅游15天的獎勵。不過,此時文學對他來說還只是一種業余愛好,照他的話說,雖然他“把文學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都重要,但從未想到過有一天會成為作家。”

作品完成的時間是1961年冬,地點在巴黎的一處頂樓里。出版的過程并不順利。手稿像鬼魂一樣從一家出版社轉到另一家出版社。最后,在友人的幫助下,在巴塞羅那詩人卡洛斯·巴拉爾領導下的塞依斯·巴拉爾出版社出版。《城市與狗》迅速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流傳,給年輕作家帶來了廣泛的國際聲譽。1962年完成,出版后立刻轟動西語世界,當年就獲得了西班牙"簡明叢書"文學獎,且迅速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流傳。

自此,略薩覺得自己從穿短褲時即懷有的“將來要當作家”的夢想,已然變成現實。但那時他多半沒有想到,正是這部小說與《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跳房子》和《百年孤獨》一起將拉丁美洲文學帶進爆炸時代,他也因此與后三部小說的作者卡洛斯· 富恩特斯、胡利奧·科塔薩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并稱為爆炸文學的四大主將。此后,略薩便不斷以他非凡的想象力和新穎的敘事技巧使全世界讀者著迷。正如《波士頓環球報》指出的,他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劇作、隨筆和報刊文章等在內的眾多作品已經為他確立了在當代偉大作家中的地位。

多年以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略薩曾說,寫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覺得更好、更能保護自己抵御不幸困擾的方式。在流傳甚廣的《給一個青年小說家的信》中,他同樣援引福樓拜的話: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換句話說,誰把這個美好而耗費精力的才能掌握在手,他就不是為生活而寫作,而是活著為了寫作。

此話信然,早在長篇處女作《城市與狗》中,他便以小說中的主人公阿爾貝托自況,給自己畫了這樣一幅自畫像。阿爾貝托,為人不卑不亢,不欺負弱小,也不容強者欺負。在捍衛尊嚴和個人合法權利方面,他絕對不放棄斗爭。他時而生活在社會上層,時而與來自社會底層的黑人、混血種族學員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層社會的偽善、欺詐和糜爛的生活,也了解了貧苦階層的悲慘處境。這兩個極端他都不能接受,因此寧肯躲進文學天地,去抵擋“城市”喧囂和“狗”們的狂吠;因為文學為個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也提供了施展的空間。

憑著這種“不妥協”的寫作姿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略薩把筆觸伸向廣泛的社會現實。由5個人的故事“結構”而成的《綠房子》,以妓院“綠房子”的興衰串聯起20世紀20年代以來秘魯北部長達40年的社會生活史;《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一反戰爭文學的傳統模式,寫秘魯某邊防上尉潘達雷昂奉密令,招募一些女郎,組成一支勞軍隊以慰難耐兵營生活的兵士。其中上尉向他的長官報告勞軍隊的組建和工作情況的幾章,完全用公文形式寫成,反諷筆調躍然紙上;《世界末日之戰》則通過對農民起義首領“勸世者”、封建貴族卡納卡納布拉沃爵、歐洲“革命者”加里雷奧·加爾三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畫,對拉丁美洲的悲劇歷史做了藝術性的思考。

1990年,在參與秘魯總統大選的角逐中,略薩最終敗給另一位總統競選人藤森。日后,在回憶錄《水中魚》中,他反思道:現在看來,沒能獲勝意味著一種精神解脫,可當時真是刺痛了我的心。因為他為此整整苦干了三年。然而,正是此次敗選,讓他堅定了對寫作的信仰,“作職業政治家得有欲望,而我從來沒有過。是的,我對政治感興趣。我認為它應該使人產生興趣,我要設法通過我的寫作參與政治。”

因為他的人生經歷與創作,都和政治有著緊密的聯系。略薩此次訪華,也被不可避免問到與之相關的問題。在略薩看來,好的文學,使得讀者不滿足。他覺得世界應該更好。正是因為這種不滿足,使得我們要求一個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現實社會。“所以,在任何時代,文學都不是消遣。它是社會文明、特別是人類發展的組成部分,它還需要具備批判精神,能為社會的進步作出貢獻。”

雖說如此,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略薩似乎放棄了用文學改變“時代和社會”的初衷,轉而投入寫作驚世駭俗的情愛小說。《繼母頌》寫一個小學生與自己的繼母有染;作為《繼母頌》續篇的《情愛筆記》,寫與繼母有染的孩子最終設法使父親和繼母破鏡重圓。取材于他自己親身經歷的《胡利婭姨媽和作家》則寫了一位18歲的青年與姨媽戀愛結婚的故事……

正因為略薩筆下的胡利婭姨媽實在太有魅力,孫甘露戲言自己讀過這部小說后就一心想成為書中的男主角。而這個男主角差不多可以說就是略薩本人,一個同樣很有魅力,很有“范兒”的作家,無怪乎閻連科拿他的外在形象打趣。閻連科笑稱,之前有15位美女給他打了電話,讓他跟略薩說,世界作家中第一的“老帥哥”就是略薩,請把眾人的愛帶給他。全場一片大笑,略薩之后也笑著回道,對他的個人形象在中國女性中的反響,他非常激動,也帶給中國女性朋友問候。“要是早知道在中國我有這么多女性崇拜者,那我早就到這里來生活了。”

打趣歸打趣,略薩并沒有停留在情愛的藝術天地“樂不思蜀”。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恰如他在談到自己的記者身份時所言,“我不贊成那種讓作家完全封閉在自己的幻想和想象中的主張。我對這類作家敬而遠之,我可不想成為那種作家。不!對我來說,文學非常重要,但它應該是一種從經歷中吸取營養的東西。我需要至少有一只腳站在街上,站在世界上,站在正在孕育的歷史中,所以我一直在寫文章,一直在評述當前的大事。”

2000年,他出版了《公羊的節日》。闊別祖國三十五年的烏拉尼婭回到了故鄉多米尼加共和國。三十五年前整個多米尼加共和國處于冷血獨裁者特魯希略的統治下,烏拉尼亞的父親卡布拉爾正是這位獨裁者的得力助手。三十五年后,卡布拉爾已老,他行動不便更是喪失了語言功能。烏拉尼婭的姑媽不能理解為何烏拉尼婭從不曾探望自己父親,面對質問,烏拉尼婭緩緩訴說起三十多年前那些美好的回憶,那些政治陰謀,還有那個毀了她一生的秘密……通過烏拉尼婭的見聞,小說再現了拉美黑暗的獨裁統治。

時隔三年,略薩又以《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回到了歷史題材。小說取材自法國著名畫家保羅·高更及其外祖母——社會活動家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生活原型。在略薩筆下,這對從未謀面的祖孫觀念上幾乎水火不容。弗洛拉對殘忍和剝削極為敏感,為工人和婦女的權利四處奔走,高更早年過著優越的生活,中年逃避家庭責任,一心從事繪畫;弗洛拉有著強烈的勤奮克制的清教徒色彩,高更卻狂放不羈、縱情聲色;弗洛拉看不起那些逃離社會,跑到天涯海角建立小伊甸園的人,這卻是高更與凡高共同的夢想,是他與凡高分手之后生活的重要主題。

然而真正決定祖孫二人命運,讓二人迥異的生活經歷發出回響的,既不是時代也不是觀念,而是他們骨子里那種不安分的性格——對那個不容易親近的天堂的執著追尋。一個向著平等公正的社會,一個朝著不被現代文明污染的原始伊甸園,兩位人物回應著法國詩人蘭波的那句話:“生活在別處。”也像蘭波一樣,成為了死在“路上”的追尋者。略薩就這樣在對烏托邦思想的描述和探討中,寄予了自己對文學和現實的關懷和思考。

在略薩看來,如同堂吉訶德挺起長茅刺向風車,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現實生活的替代品,是對生活難以滿足的野心的安撫。對現實的懷疑,無疑是構成文學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文學日漸式微的年月里,略薩依然張揚閱讀。“通過閱讀塞萬提斯、莎士比亞、但丁或者托爾斯泰,我們得以互相理解,也正是從他們的作品里,我們學到了人類的共同精神。” 雖然如此,略薩同樣不無憂慮地警示道,當下社會無孔不入的商業元素,使得文化也被物化、商品化。“這是文化危機的根源所在。”

來源: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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