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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悅然:中國是我的第二個祖國

2019-10-23 09:01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我頂大的心愿,
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能夠給一位中國作家。”

馬悅然,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海外漢學家

馬悅然,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海外漢學家。

他向西方介紹中國的《詩經》《論語》《史記》《尚書》等先秦諸子的著作,也曾翻譯過《西游記》《水滸傳》《辛棄疾詞》等中國古典著作,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動者。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馬悅然的夙愿終于實現。

2019年10月17日,馬悅然先生在家中離世。《名人面對面》節目組曾在2006年與他面對面,聊了聊他和中國的不解之緣。

名人面對面

回顧 | 馬悅然

“我和莫言是老朋友”

六十多年前,一個瑞典小伙因為讀了林語堂先生英文版的《生活的藝術》,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就好像一個遠游的人被一條大河所吸引,不由得想沿河上去看個究竟。或許連這個年輕人自己都沒有想到,從此,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那條大河,他花了自己一生的時間在這條大河上尋覓、閱讀、翻譯和思索。他曾經只身前往四川學習當地方言;他也曾經將《西游記》、《水滸傳》等中國古典名著以及北島、莫言等當代作家的作品翻譯出版;最終他當選瑞典文學院院士,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終身評審。他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馬悅然。

2006年前后,正處于耄耋之年的他,開始了一個全新的嘗試——寫微型小說。

“我也開始寫微型小說了,最短的是208個字吧,最長的不到800個字。我和莫言是老朋友,莫言寫的小說就是七八百頁,很厚很厚,有天我就說,莫言你的小說寫得太多了,你把它刪掉一半,就比較容易被接受了。有一次,我在《上海文學》第一期,看到他寫的莫言小說九段,兩個半頁,一個小說就是七八百個字,寫得非常好。”

近幾十年來,馬悅然一直游走于西方文學與東方文學之間,翻譯工作占了他生活的很大比重。從以《左傳》為代表的先秦文學到《水滸傳》等明清小說、從沈從文、聞一多到蘇童、余華等中國當代作家,他無不精通。一名外國漢學家的獨特視角成為了透視中國文學界的另一只眼。“85年是非常豐富的一年,出了很多值得看的東西,從85年到現在的20年,我覺得收獲很多,有很多新出來的作家,像蘇童、余華、韓少功,還有像阿城、馮驥才好像就做別的事了。”

“我不喜歡中國文學這個名字”

與中文文學深厚的淵源,加之作為諾貝爾文學獎惟一精通中文的評審,馬悅然自然得到了華人世界的更多關注,他被認為是中國人能否染指諾貝爾文學獎的風向標,同時他也恪守著自己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

“我不喜歡中國文學這個名字。我喜歡說‘中文文學’,中文文學就是用中文寫的文學作品,無論是在大陸、在香港、在臺灣、在南亞、在美國、在歐洲,只要用中文寫的就是中文文學,中文文學是很有希望的。”

通過好友李銳,馬悅然認識了一位頗具特色的山西作家曹乃謙。曹乃謙的特殊之處在于,他的本職工作是大同市的一名普通警察,這位號稱只用農民語言寫作的作家在中國鮮有人知,而在馬悅然眼中,曹乃謙是中國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是馬悅然那幾年最為關注的一部作品。

“《到黑夜想你沒辦法》,這是一個要飯調的一個句子,山西要飯的乞丐,他們唱的是要飯調,但是他們唱的那些內容就是情歌了,跟要飯沒有關系。所以《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就是情歌里的一句話,他寫的是那個山村里的74年,文革鬧得很厲害的那個時候,生活非常苦,一個勞動力到年底分紅的時候,一個人最多能得到90到100塊錢。”

出于對這首情歌和同名小說的情有獨鐘,馬悅然決定親自前往小說故事的發生地——溫家窯,似乎這樣才能讓他更切身地體會這部小說所帶給他的強烈感受。

馬悅然一行住在窯洞里,當地人對他的到來卻一點都不覺得奇怪,沒有一個人問他中文是哪學的,人是從哪里來的。好友李銳把馬悅然介紹給一個97歲的老太太,老太太看他兩眼,就說:“嗯,天下的烏鴉一般黑。”馬悅然認為,老太太的意思是說,人都是一樣的人,無論是從北歐來的,還是從中國來的,或者從呂梁山來的,沒有什么區別。

雖然天下的烏鴉一般黑,但它們的叫聲卻不一樣,馬悅然覺得“鳥也是有方言的”,例如在斯德哥爾摩郊外住著nightingale(夜鶯),唱的調子就跟夏天在南方住的不同。如果有一種夜鶯,它們既會南方的方言,又會北方的方言,那它或許就是夜鶯里的翻譯家。而馬悅然注定就會成為這樣一只自由翱翔的“夜鶯”。早年間他學過拉丁文和希臘文,后來由于對中國禪宗的喜愛,這只“夜鶯”闖入了中文世界,最初他來到了樂山、峨嵋,在那里他自由地飛舞和鳴,即使在多年后,他對這段美好的回憶也歷歷在目。

“我去年帶十個親戚到峨嵋、成都、西安、北京,玩得非常好。在峨嵋呆了一個星期,每天下雨,什么都看不見了,我告訴他們,要是天氣好的話,你們從這就可以看得見西藏的雪山,可以看見成都的平原了。雖然什么都看不見,但是他們還是很高興。”

“中國是我的第二個祖國”

從2006年往前再推四年,節目組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對馬悅然做過一次專訪。他定居在那里,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或許你無法想象,在他學習中文之初,竟然有幾個月的時間,都是在公園的長椅上度過的。

“我開始讀《道德經》的譯文,不過我很懷疑英譯文、法譯文,它們能不能把《道德經》的真正精神原本給譯出來。我讀了以后,就給高本漢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去看他,他說可以,我問他,哪一個譯本是最好的,他說它們都不行,必須讀原文,有一個是他自己做的,但是沒有發表,他就把稿子給我讀,過了一個星期我還給他,他就問我,你為什么不學中文呢?我說我很愿意學,他說,你八月底來,我就教你。”

跟隨高本漢學習漢語不久,馬悅然幸運地獲得了前往中國四川學習的機會,到達四川后,他的足跡先后踏遍了重慶、成都、樂山和峨嵋。這段經歷成為他漢學研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最讓馬悅然難忘的是,在此期間,他遇到了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人。

在成都,馬悅然愛上了陳行可教授家的二女兒陳寧祖 。正當馬悅然墜入愛河的時候,他卻被成都當局告知,他必須在兩周之內離開。經過十幾天的顛沛周折,馬悅然終于坐汽車從成都到重慶,又坐輪船從重慶到武漢,再坐火車從武漢到廣州,等到箱子和人都過了羅湖橋來到九龍的時候,他滿心惆悵地問自己:“可是我的心在哪兒呢?”。

“知道我必須要離開成都的時候,我心里比較難過,因為我已經愛上了這個小姑娘了,莫得辦法,還是得離開,到了香港,我就給她父親打了一個電報,問他我能不能跟他女兒結婚,她父親回了我的電報,說可以。”

1950年9月24日,馬悅然與成都姑娘陳寧祖在香港結婚,從此他們攜手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直至1996年寧祖在瑞典辭世。多年后,馬悅然將他對妻子的回憶和思念以及漢語研究中的點點滴滴整理結集,出版了《另一種鄉愁》一書。

“我認為中國是我的第二個祖國了,我越來越覺得我是屬于東方文化的。”

來源:鳳凰衛視中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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