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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自良:翻譯是我一生可與他人競爭的事業

2019-05-07 10:11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本文轉自:上海譯文

去年《米沃什詩歌全集》出版時,曾有讀者留言:“米沃什全集都要出了,布羅茨基還會遠嗎?”

這并不是譯文君第一次聽到類似的“催書”信息,但布羅茨基肯定是那個高頻名之一。從《悲傷與理智》到《小于一》,這位20世紀蘇俄時代最偉大的俄語詩人以其動人、真摯的文筆讓很多人記住了他。

之前譯文君還小心翼翼賣關子,不愿意回復那位讀者的留言,今年終于可以拍拍胸膛說,快去下單買《布羅茨基詩歌全集 第一卷(上)》吧。

想起《悲傷與理智》里的一句話,蠻適合形容布羅茨基詩集終于出版的心情。

“勿讓未來驚擾你,
你終歸抵達未來,
若你必將抵達,
請保持你現今擁有的理智。”

今天的推文,譯文君請來布羅茨基詩歌全集責編劉晨,和大家講講關于他和這本詩集的譯者,大家熟悉的婁自良先生,在編輯這套詩集中發生的故事吧。

俄語譯者婁自良

俄語譯者婁自良

《布羅茨基詩歌全集 第一卷 (上)》終于下印了,我長舒了一口氣癱坐在桌前。從我接手這套書算起,轉眼間居然快過去兩年了,回憶起作為責編的這兩年,“痛并快樂著”,我腦子里蹦出了這個想法。

第一次見到婁自良老師,應該是2016年的十月,我剛來社里工作不久。那天我記得很清楚,早上剛到辦公室不久,濤哥(文學室資深編輯馮濤老師,石黑一雄系列作品策劃人與責編)喊我:“婁先生來了,你們還沒見過吧?快來認識一下。”匆忙之間也沒想起是哪位婁先生。見到他時,他剛參加完退休職工的體檢,從醫院過來,我剛要伸手,他趕緊說:“我剛體檢過,稍等。”然后去洗手間洗過手才回來與我握手。除了洗手這個細節,另一個讓我印象很深的,是婁先生的身形,他個子很高,也很清瘦,加上無論站著還是坐著,他的腰背總是挺得直直的,就更加顯得高了。我個子不算矮,但是婁先生似乎比我還高一些。總之第一次見面匆匆忙忙的,當時我還沒有負責《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的工作,也僅隨口聊了兩句,聊天的時候我猛然間才想起來,婁先生正是《戰爭與和平》的譯者。

上大學的時候,《戰爭與和平》看過兩遍,第一遍前面一半讀的是草嬰先生譯本,讀得很流暢,但是問題就在于太流暢了,以至于不像是托爾斯泰的作品,所以后半部分換了人民文學的劉遼逸先生譯本,但是似乎也不是盡善盡美。這樣讀書方法肯定是不對的。所以又選了婁先生的譯本重新讀了一遍,這一遍讀下來,可以用“蕩氣回腸”四個字來形容。拋開情節部分不論,托翁縱論歷史、自由等哲學問題的部分,婁先生的翻譯可說是與托翁強強對話,后來我才知道原來婁先生在哲學方面有著很深的功底。

言歸正傳,自從成為了《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的責編,和婁先生的交往自然也多了起來,不過起初也僅限于打打電話,發發郵件,寄寄快遞。很快,他給了我第一部分的譯稿,內容是這套詩集的編纂者洛謝夫為布羅茨基寫的序,這部分內容在此之前其實已經譯好,但是他覺得不滿意大規模修改過一次。結果我還沒來得及看,他就告訴我,這部分譯文不行,在翻譯了詩歌和注釋之后,很多地方有了不同的理解,需要重譯,暫時先擱置一下不用看了。那陣子我剛剛上手,一下子做這么重頭的書本就是一頭霧水,他這么說,我自然樂得先放手。

又過了幾個月,我和婁先生發生了第一次沖突。那是他第一次將《布羅茨基詩歌全集 第一卷 (上)》詩歌部分的全部譯稿交給我,我大致檢查了之后,覺得似乎還有一部分詩,應收錄進來。為此我倆大吵了一架,雖然我嘴上客氣,心里還是暗罵他是“老頑固”,后來隨著一次次交流,我才理解了婁先生的考量,并表示信服。不久前,我們倆又聊起這件事,婁先生說,那時我們缺少交流,不過大家都是為了工作,就事論事,好在大家都沒往心里去,這也算是我們交情的一部分了。也是那次爭執之后,《布羅茨基詩歌全集》這場曠日持久的出版戰役,于我來說就算是正式打響了。

交了第一稿之后不久,婁先生又打來電話說需要我打印一部分東西給他,如果有時間希望我能去家里面談,如果沒時間,郵寄也可以。約定時間之后,我第一次來到了婁先生家里。婁先生家在浦東,從社里過去要先坐半個多小時地鐵,下車后還要再騎十幾分鐘單車,在后來的一年多時間里,我陸陸續續幾十次次往返于這段路上。

每次到了婁先生家里,一定是不急于開始工作的,總是要在書房里先坐上一會兒,沏一杯茶,抽幾支煙然后隨便天南海北聊上一會兒,茶總是當年的新茶,味道極好,煙也必是中華香煙,有時他還讓我順帶帶走一盒,每次去都好像我是去打秋風一樣。聊天的內容多是我問他過去的事。說句比較冒犯的話,婁先生這一生并不太平,甚至可以說命運多舛,但是這么多次交談,從未聽過他的抱怨過,似乎曾經的一切起起落落不過是年過八十的他自嘲的談資。

婁先生出生于1932年的上海,那時正是國家動蕩的時代。后來,由于無法忍受外國人的統治,他的父親帶著全家從上海遷回了安徽的老家。國難當頭,許多人從小就立志參軍。婁先生也是如此,在老家讀中學的時候,國民黨政府開始征召到緬北作戰的青年遠征軍。婁先生自然也報了名,可是當時他只有13歲,征兵的人對他說:“你還太小了。”于是,他與軍旅生涯失之交臂。直至今年我去看他時,他還對我說:“沒能當兵,是我一生的遺憾。”

雖說是沒能當兵,但是后來某種程度上婁先生還是算實現了自己的愿望。1950年,婁先生考入了哈爾濱外國語學院俄文系,成為了新中國最早一批國防生。說起哈爾濱外國語學院,到是和我頗有淵源。哈爾濱外國語學院前身即抗大第三俄文大隊,后俄文大隊一分為三,分別成立了北京外國語學院、上海外國語學院和哈爾濱外國語學院,后來又在哈爾濱外國語學院基礎上成立了黑龍江大學,我本人是黑龍江人呢,家里也有一位親屬在黑大教書,小時也常常混跡在黑大家屬院內,大學我是在北外讀的,這樣說起來我和婁先生居然可稱為校友了。當時的國防生,一方面要接受全軍事化的管理,比現在要嚴格的多,另一方面俄語訓練的高度和專業度是后來的教學所無法企及的。作為同樣是學俄語出身的我,對這一點心悅誠服。那時的教育完全是蘇聯式的,學俄語不單單是學語法和翻譯,相應的哲學、歷史等等內容都要學,而且是蘇聯專家負責教授。這為婁先生后來從事翻譯工作打下了基礎。當時培養外語人才,尤其是俄語人才,完全是出于軍事和技術上的考量,所以學了沒幾年,他們就被安排給蘇聯來的各個行業的專家做翻譯,可是僅僅幾年時間,就算語言已經過關了,到了各個行業上,鋪天蓋地而來的專業術語和名詞,加上工作環境的艱苦,讓很多女生經常哭鼻子。他對我說他當時就想過:“人一定要找一件能與他人競爭的事業,學外語,語法不是我的強項,其他行業的專業我更加無法與別人競爭,那么翻譯,自然就成了我一生可以與他人競爭的事業。”

到了五十年代末,婁先生的父親被打成右派,他自己也因此被發配到新疆的一所中學教書。按說,那個年代,有這樣的待遇,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感恩戴德地接受,老老實實在新疆工作。但是婁先生卻不甘于這樣的命運,他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魄力的一次決定:辭職回上海。他說,我辭職不是認為在新疆教書有什么丟人的或者什么。我是覺得國家培養我,教給我俄語的技能,如果我留在新疆,那這些花費在我身上的資源和我努力了這么多年學到的知識就全都白費了。那時他在上海已經舉目無親也沒有收入來源,甚至沒有戶口,但是,上海有外文圖書館,于是他每天白天干活,晚上看書,生活單調卻也充實。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六十年代末,直到婁先生被冤枉入獄。他對我說過好幾次,“這件事影響了我的一生。”在監獄里,什么都沒有,每天只有枯燥的生活和繁重的勞動,能看到的文字,只有《毛選》和幾種時有時無的報紙。隨著中蘇關系的日益惡化,俄語幾乎成了生活中的禁忌,更別說在監獄里了。可是婁先生依然沒有把俄語放下,因為這是他一生的事業,他總是在腦海中回憶、模擬和蘇聯人對話交流的情景。在監獄里,有文化并且很少與人來往的人,自然容易遭到了別人的陷害,除了使用“蘇修”語言外,婁先生還被誣告詆毀國家領袖和政府。所幸同牢房中有正直的人站出來作證,才保證婁先生平安走出監獄。

在監獄里,婁先生最渴望的事便是讀書,所以一重獲自由,第一件事就是用身上僅有的錢買了幾本書。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一剛剛從監獄出來的人去買外語書,這幾乎是用生命在開玩笑,可是他實在不忍將俄語拋棄,于是權衡之下,他去買了黑格爾和康德,還有馬恩列斯著作的俄文譯本,這些哲學書無疑在政治上是正確的,誰也無法從中作梗。這些書他現在仍好好地保存在書柜里,時不時還拿出來看看,有次拿給我看,上面用鉛筆工工整整地用小字寫了許多筆記。婁先生告訴我,俄國著名的哲學家不多,但是大作家卻有很多,這是因為這些作家的作品本身就帶有很強的哲學性,所以想翻譯俄國文學,不懂哲學是不行的。這些哲學書,也為他后來安身立命的事業打下了基礎。

從監獄出來之后,和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婁先生被安排從事體力勞動,雖然辛苦,但是婁先生說,和那些淳樸的鄉民一起生活的時間,是除了做翻譯以外最讓他快樂的時光。因為他們沒有太多心思,只要你干活認真、干的好他們就拿你當親人。婁先生自幼喜歡武術,小時候練得很不錯,后來又經過了軍事化管理的大學生活,即便經歷了牢獄之災,身體素質仍然非常好,干起活來絲毫不比長期勞作的農民差,所以大家都和他很親近,沒有帶著有色眼鏡看他。而且他干活的時候同樣喜歡動腦子,比如修防空洞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為洞下隨時可能發生塌陷,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猝不及防之下被掩埋在了防空洞底,而婁先生則每次都會先用長棍試探洞頂,同時保持身體朝著便于逃脫的方向,確定結實后才繼續向前走。就這樣,出獄后的婁先生繼續著白天勞動,晚上讀書的生活。

終于,婁先生熬贏了時間,1978年國家開始為過去的冤假錯案平反,之前扣在婁先生頭上的“帽子”終于也被摘掉了。由于之前深厚的哲學功底,他被安排到上海譯文出版社社科編輯室負責編纂哲學大百科,不久之后,他在這個崗位上迎來了人生最風光的一個插曲。當時,他在北京俄語高級研究班培訓,來了兩位蘇聯哲學專家,可是這兩位專家的專業并不是馬列主義哲學,而是德國古典主義哲學,這讓研究班聘請的翻譯犯了難,對于康德、黑格爾他們幾乎是一竅不通,而在座的學員里為數不多懂德國古典主義哲學的學員俄語又往往不算過硬。這時,婁先生挺身而出,不光是完成了長達幾個小時的交傳工作,還同兩位專家高談闊論、縱論哲學史。會后,他受到了一位級別頗高的領導接見,然而這場會面不歡而散。

他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似有懊悔地開玩笑說:“你說我那時也是幾十歲的人了,經歷了那么多大風大浪,受了那么多委屈苦難,怎么還是管不住自己的脾氣呢?不然我早就飛黃騰達了吧?看來人的命運還是有定數的呀。”我說:“可能該著就是要您為讀者多翻譯幾本好書,這比飛黃騰達有意義多了!”說罷我倆對視了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起來。后來,哲學大百科第一卷剛剛出版,項目被叫停了,當時第二卷的詞條都已經準備完畢,花了編輯人員不知道多少個日日夜夜,要知道那時可沒有電腦可用,一切全靠人工一個一個詞目查找,一筆一筆抄錄。這讓婁先生非常氣憤,最后干脆一氣之下,決定人生中第二次辭職,到剛經歷過蘇聯解體的俄羅斯經商。有一次在他家做客,聊到興起他拿出了當年俄羅斯公司給他的聘書,據說我是二十幾年來第一次有幸親眼看到這份聘書的外人,上面清楚地用俄文寫著“總經理”三個字,注冊資金至少是“千萬級”的。

90年代初,蘇聯剛剛解體,也恰逢我國“下海”大潮,按說辭職經商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婁先生失卻是擔了大風險的。雖然已經摘掉了歷史的帽子,但是畢竟這段經歷是無法抹去的,在出國之前婁先生的許多老朋友都紛紛勸阻他,一旦出去經商恐怕會有被按上叛國罪的危險。但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婁先生說:“不管怎么樣我都是一個中國人,我永遠忠于我的祖國。”叛國罪不是空穴來風,在俄羅斯經商期間,婁先生經營的公司從事的主要是木材、鋼鐵和稀有金屬生意。婁先生性格非常豪爽,而且不像當時其他中國商人那樣投機取巧,加上酒量又好,俄羅斯人都樂于和他做生意,他常常得意地對我說,俄羅斯人同他喝酒總是對他豎起大拇指說一句“крепкий мужчина”(硬漢)。所以后來生意越做越大,以致于曾有退休俄羅斯高級軍官對他說,無論你要什么:槍支、坦克、大炮甚至飛機,應有盡有。但是婁先生還是堅持做自己的 “正經” 生意,他笑稱:“為了我自己的安全,這些東西我也不會碰的。”盡管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國家要他回來,他二話沒說就放下了公司回到了中國。這時的他早過了花甲之年,終于,他可以安坐在書房靜靜地翻譯他熱愛的俄羅斯文學了。

回國之后,他就著手開始翻譯《戰爭與和平》,據說當時本來是請他只翻譯一半的,不過他堅持要么都由他翻譯,要么他不參與這個項目。經過了好幾年的修修改改,終于這部洋洋百萬言的人類文學史桂冠上的明珠出版了,至于版本的區別,相信讀過的讀者朋友自有甄別,在此不再贅言。

剛剛交了一部大部頭,下一個重活接踵而至:《布羅茨基詩歌全集》。這本書是經歷過出版社內部好幾輪討論最終選定的底本:洛謝夫編纂的學術注釋本,不但收錄全面,且收錄的詩歌全是布羅茨基生前肯定過的,而且對于每一首詩都做了充分的注釋,洛謝夫作為布羅茨基30年的摯友,為布羅茨基寫了一篇長達7萬多字的序言,全面概述了布羅茨基一生的文學之路。但是這樣的底本也注定這翻譯難度之艱巨。可是當時年近八十的婁先生還是接下了這個活兒,一方面是對翻譯事業的熱愛,一方面也是對自己的一次挑戰。

然而不久之后,變故突發,婁先生體檢時查出了癌癥,翻譯不得不擱置下來,當時他對出版社說,我翻譯好的一部分,你們拿去,分文不取,如果有人愿意接手,他可拿去參考,也可全部使用,同樣分文不取。所幸,病癥發現及時,治療得法,病情很快控制住了。

婁先生身體康復后,恢復得很快,于是他重新投入到工作中,用他的話說,他現在“酒照喝,煙照抽,牌照打。每天翻譯到后半夜,全年無休。”我這個不到三十歲、天天健身的“小年輕”也著實佩服他的精力和身子骨兒。有次我打算解決了工作問題之后直接去健身房鍛煉,他得知后跟我說,他年輕的時候也會健身,還練過拳擊,甚至說到興起,還站起來教了我幾招拳擊。這樣好的身體除了年輕時良好的底子之外,和他夫人的悉心照料也是分不開的。婁先生夫婦的感情大概是我見過最好的“老夫老妻”了。由于翻譯《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的時候,經常會有靈感來了必須一鼓作氣翻譯下去的時候,所以工作到兩三點鐘是常有的事,每次婁先生預感到自己會熬到很晚時都會跟夫人打聲招呼,讓她不必等自己,早點休息。也因為經常熬夜,通常吃過早飯后婁先生有睡“回籠覺”的習慣,為此,他夫人都會按時準備好早飯,讓婁先生在床上吃,吃完了看會兒報便可直接躺下。有一次,我臨時打招呼去家里,正與婁先生在談事,他夫人正好從外面回來,不知我在家,便大聲地問:“老公,你干嗎呢?”婁先生便回答道:“我在玩呢!”這種真情實意,我作為旁觀者也頗為感動。

再回到翻譯《布羅茨基詩歌全集》上,序言修改了三次總算是達到了婁先生的要求,這時已經是2018年下半年了。詩歌部分的譯稿我也對照原文反復看了兩遍,把其中我認為有誤的地方挑出來與婁先生討論,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他也在不斷修改其他地方,等于差不多又把稿子改了個天翻地覆。到了8月底,總算是可以發稿了。為什么,這個稿子這么難對付?首先,詩歌本就難譯,甚至有的詩確實不可譯,當然這個不可譯是指譯不到與詩歌原作旗鼓相當的水平。第二,布羅茨基的詩更難譯,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布羅茨基是一個極善觀察和思考的詩人,他把生活中感知到的一切都運用到詩歌中,內容上大多具有非常強的哲學意味和宗教情懷,并且他是一位善于“跨越”的詩人,往往一首詩的某個意向在相隔多年的另一首詩歌中的到了呼應,而且不客氣的說,布羅茨基寫詩,往往是不考慮別人是不是讀得懂的。最后,由于我們選擇了洛謝夫的俄語注釋版本,洛謝夫對這些詩歌做出了非常詳盡的注釋,那么翻譯的時候就大大限制了譯者的手腳。因此本書里面沒有出現譯者注,作為譯者必須以洛謝夫給出的理解為基礎來翻譯這些詩作,而不是靠自己的理解。這一度讓婁先生非常懊惱。我總是催促他,不能再拖了,這書已經拖了夠久了,讀者期待、版權方威逼,作為編輯和出版社在中間實在為難。他對此表示理解,但是又說:“你說的我理解,固然完美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是追求完美的態度,卻是必須有的。我不能拿不合格的譯文去糊弄讀者,這么難的作品,我大可以隨便對付,相信不會有太多人有能力提出異議,但是我不能叫讀者戳我的脊梁,這應該是我翻譯的最后一套書了,我不怕病,死我也不怕,我就怕我留下的譯作被人唾棄。”話說到這,我也就只能一邊盡我的能力多跑幾趟,把我的工作做好,一邊應付著領導,一遍一遍地說,快了快了,快發稿了。所謂“會做媳婦兩頭瞞”,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最終把稿子拿去排版的時候,我感覺心里的一塊大石頭落地了,跟他聊天的時候,也好好地拍了一下婁先生的馬屁,誰知道他卻一本正經的對我說:“這些都是我的本分工作,作為一個譯者,當我翻譯的時候,我的心里只有讀者。這么說你大概以為我在自我標榜,可是我就是這么想的。”這句話,時至今日仍不時出現在我腦子里,“心里只有讀者”我想也會成為我編輯生涯永遠的標桿和目標。

當我滿以為一切都按部就班準備妥當的時候,婁老師的認真勁兒,又給我出了道難題。初校樣來了之后,一份交給校對科一份交給譯者審讀,在這個過程中,婁老師再次提出:我需要重譯。反復溝通了出版時間之后,他在春節期間加班加點,總算在剛過正月十五的時候,把譯稿改得七七八八了。可是我按約定去他家的時候,按了好久的門鈴都沒有應答,說實話當時我是有點擔心的,雖然婁先生一向身體健朗,但是畢竟已經是86歲的人了。就在我惴惴不安的時候,他給我開了門,這次見到他,他人很萎靡,說話也有氣無力,語氣里全是懊惱,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又聊了兩句我才知道,昨天他工作了一夜沒有合眼,到中午才坐在椅子上睡著了,但是這不是他最沮喪的地方,令他難過的是由于之前修改的文稿在電腦里存了幾個文檔,他把自己弄糊涂了,以為之前的工作全部白費了。好在我打開電腦檢查了一下,雖然混亂,但是還能理出頭緒,很快我整理好了稿子發到了我的郵箱里。這時再看婁先生,竟開心得像個孩子一下子容光煥發了一般。他說:“遇到你真是我的幸運!”我說:“有您這樣負責的譯者,是出版社的幸運、是編輯的幸運也是讀者的幸運。”兩天后,我又去了一趟婁先生家,他說:“上次讓你看到了我的沮喪的樣子,那時最后一首詩還沒有完全改好,可是我已經沒有信心了,你給了我信心,我把最后一首詩也改好了!”就這樣,我早上從家里直接去了他家,整理好譯稿回到辦公室,下午開始謄改校樣,3天時間,寫禿了兩只紅筆,總算把改正的校樣完成了。可是難題又拋給了出版和校對部門,雖然很難辦,但是大家都極力配合,拼著午飯不吃,忙著解決這本書的問題,一位馬上要結婚的同事,甚至在要出國去辦結婚典禮的前一天還在為這本書忙碌。

最終,按照預定計劃的截止線上,交上了準備下印的稿件清樣。在我寫完這些文字的時候,這本書也已經印好在發往各個倉庫的路上。而婁先生,我想,他應該正伏案翻譯著《布羅茨基詩歌全集 第一卷 (下)》吧。我知道,這時他的心里,只有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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