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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鐵:卡佛致卡佛,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

2019-10-25 08:46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作者:肖鐵 閱讀

編者:肖鐵在印第安納大學圖書館讀到了美國小說家雷蒙德·卡佛的一批書信檔案,其中卡佛給他的兒子(文斯·卡佛)寫于1981—1982年的十三封信,跟卡佛小說《軟座包廂》中的情節有密切的內在聯系。書信中的父子情是真實、平常的,那時卡佛剛剛獲得了文學上的成功,潦倒窘迫的生活已經成為過去,他在品嘗著成名的喜悅;小說作品中的父子情卻是復雜糾結的,以冷酷的不告而別逆襲收場。肖鐵通過深入解讀這一組書信,繪出一幅作家生活與其作品交織成背景的“卡佛速寫”,也一層層地揭示出雷蒙德·卡佛孤寂的內心世界。

卡佛致卡佛,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

文 | 肖鐵

(《讀書》2019年10期新刊)

我坐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珍本與手稿圖書館 Lilly Library里,眼前綠色檔案盒里雷蒙德·卡佛給兒子寫的信把我帶回到當年憋在芝加哥城北一家旅店里翻譯卡佛《軟座包廂》時的疑問:小說主人公邁爾斯是卡佛嗎?邁爾斯的兒子是卡佛的兒子?信與小說之間、老卡佛和小卡佛與邁爾斯和兒子之間的互文與距離,就像父與子、文學與現實的關系這些永恒的話題一樣,耐人尋味,有時甚至令人唏噓。

一九八一年秋,雷蒙德·卡佛的兒子文斯·卡佛與邁爾斯的兒子一樣,去法國斯特拉斯堡上學學習法語。雷蒙德到紐約肯尼迪機場為文斯送行,臨上飛機前,老卡佛突然看到兒子光禿禿的手腕,便把自己的手表摘下來塞在兒子手里,說:“好了,兒子,把我的拿走。別丟了。”一年后,當卡佛在小說里讓邁爾斯丟了自己給兒子買的禮物手表時,他是否想起機場送行時的這一幕呢?

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老卡佛給小卡佛寫了十三封信(其中一月底的那封信丟了,只剩下信封,七月十九日的那封缺了信封),這些信都保存在 Lilly Library里(LMC 2570,Carver, V. mss.)。每封信都是打字機打的,只有最后兩行的“愛”和“爸爸”是鋼筆手寫的。很多時候,信紙上的雷蒙德·卡佛和躲在小說后面那個極簡主義文學的符號相比,好像完全是兩個人。那個在虛構敘事里剔掉了修辭和所有不必要的東西的文字的吝嗇鬼,仿佛一抹臉,變成了個重要的話說三遍的人,絮叨,重復,流水賬。很多信里,卡佛,這個寫失敗者的失敗者,寫酒鬼的酒鬼,忽然變得心滿意足,有時甚至有些得意洋洋。尤其是第一封信,文斯剛剛在斯特拉斯堡安頓下來,雷蒙德祝賀他,又夸他:“你不僅努力而且雄心勃勃,還聰明。別忘了,就這點,就能幫你度過這一生。”他告訴文斯,家里人都好,奶奶要搬家了,文斯的姐姐也和那個不著調的男友分了手,有了新歡。“然后我接到了你發來的好信。現在,我酒杯里的好消息滿得都快流出來了。”

一九八一年,四十三歲的老卡佛春風得意。

從一九五六年十八歲高中畢業開始,卡佛就一直在為生活奔波忙碌,先是和他父親一起在俄勒岡州西北小鎮里的一家鋸木廠里干,然后從一個城市輾轉到下一個城市,當過加油工人、清潔工、看門人、守夜人,干過快遞,還替人摘過郁金香,而妻子主要是在餐館端盤子,也上門推銷東西。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四年,他兩次宣告破產,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卡佛在打各種零工并令人匪夷所思地堅持詩歌和小說創作外,他還是個無可救藥的酒鬼,酗酒造成的住院費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但,一九八一年,和遠在法國的小卡佛開始通信的那年,老卡佛狀態不錯。那年,被尊為簡約派文學典范的小說集《當我們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由著名的克諾夫出版社出版,《紐約時報書評》盛贊,并第一次把對一本短篇小說集的評介放在了頭版。那年,他已經戒酒好幾年了,還被聘為塞熱庫斯大學英文系的老師,第一次有了穩定的工作,兩萬九千美元的年薪在當年也算說得過去。在塞熱庫斯那段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日子里,他主持的小說工作坊幾乎每周都會邀請到知名作家,索爾·貝婁、約翰·契弗、喬伊斯·卡洛爾·歐茨,還有艾倫·金斯堡都成了他的座上賓。一直生活在美國社會底層的卡佛眼瞅著就要混出頭來了,貧困和絕望第一次不再是他生活的現狀,而成了回憶中的過去時。

在九月二十五日這第一封信里,他告訴小卡佛,他和女友苔絲(也是詩人和小說家)正在裝修房子。他不厭其煩地告訴文斯:“我把我的辦公室搬到了我們以前管它叫書房的那間屋子。現在書房里——也就是我現在的辦公室——添了桌子和椅子,而以前的辦公室里放了沙發和咖啡桌,還鋪了張毯子。”成名后的卡佛曾不無自嘲地解釋,自己之所以選擇寫短篇小說和詩歌,主要是因為他只能寫坐下來一次就能寫完的東西。四十歲以前的他幾乎從沒有坐穩過,在那些居無定所勉強度日的狀態中,借住在別人房間里的老卡佛,每次戰戰兢兢地坐下來后,總會“擔心自己屁股下的椅子隨時都會被人抽走”。現在他不用再擔心了。他有了自己的辦公室,“苔絲還給閣樓買了新火爐,明天就鋪地毯……燈都已經裝好了,電話線接口也弄好了。再買幾件家具,我們就準備就緒可以過冬了”。

讀到這些和自己法國生活幾乎毫無關系的信息時,小卡佛能理解老卡佛寫信時那按捺不住的興奮嗎?他會明白老卡佛談起新房時近乎婆婆媽媽的口吻背后是對過去顛沛流離的日子的告別嗎?

當然,還有別的好消息。他告訴兒子,《大教堂》—卡佛的名作,也就是他一九八三年短篇小說集的同名小說 —被收入了《蘭登評論》,明年春天就要出了。然后又不動聲色地接著說,他剛剛在塞熱庫斯大學做了一次自己的作品朗讀,來了二百多人聽,那時“我想起你,要是你在就好了”。接下來,他還要去霍夫斯特拉大學、威廉姆斯大學、哈佛大學、南衛理公會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做作品朗讀,他一個不落地告訴剛剛在斯特拉斯堡落下腳的小卡佛。

他也沒忘記告訴兒子,他剛寫好的一篇講述自己師承的文章《火》,被收進一本叫《影響》的書里,明年秋天就出了。這篇文章里,老卡佛耿耿于懷地寫道:“我得說,對我生活和寫作最大的影響,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間接的,來自我的兩個孩子。他們出生的時候,我還不到二十歲。我們在同一個房檐下面的生活,從開始到結束差不多總共十九年。在那些年里,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一個角落沒有受到他們繁重而有害的負面影響。”他說,就是因為文斯和他姐姐克莉斯,他的生活才變得“庸碌、亂七八糟,沒有什么光線照進來”。初為人父時,“除了還有好多年這種肩負責任、內心困惑的生活,別的我什么都看不到”。

或許,現在,他能看見別的東西了。或許,現在,孩子不再只是他在《火》里說的“無法卸下的責任和永遠的牽扯”了。“我因你而感到驕傲,我跟所有人講你現在正在做的事。你現在做的事真是太棒了。愛,爸。”卡佛在信的最后這樣寫。

接下來的幾封信都不長。老卡佛提醒小卡佛要和媽媽,也就是卡佛的妻子(此時還沒有正式離婚),保持聯系。他告訴兒子,自己忙,除了教課和寫作外,他還是愛荷華短篇小說獎、匹茲堡大學的德雷 ·海因茨文學獎,還有古根漢姆大獎小說部分的評委。他說他給了《紐約客》兩篇小說,一篇已經要用了,另一篇還在等消息,要是《紐約客》不要,他就試《大西洋月刊》《君子》和《哈潑斯雜志》——“就按這個順序”試,他強調。這是他心目中這幾本著名雜志的排名。

老卡佛告訴文斯,這學期,他開一堂“歐洲短篇小說大師”的課,正在講莫泊桑。下學期,他會講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當然,我只能用英文譯本。”他對文斯說,“要是我也能會一門外語就好了。”雷蒙德十八歲高中畢業,就立即到鋸木廠里和病重的父親一起工作了,第二年就結了婚,很快就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年輕時的他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出國,可能連俄勒岡州都沒出去過,他沒學過法語。

不過,這幾封信里卡佛說得最多的還是他有多么高興小卡佛選擇到斯特拉斯堡學法語。“啊,接下來的這些年里,你的事兒會自然而然地成功的。你自己肯定也有這樣的預感。你肯定感覺出你的生活正在步入正軌。靠努力,運氣,還有決心,現在那點兒困難都會過去的。失望和挫折在所難免,但一切都會好的,你等著看吧。我為你、為你付出的努力而驕傲。”習慣了卡佛小說對生活的變質和走投無路后的無望近乎偏執的執迷——在他的小說里失望和挫折不是人物性格命運的轉折點,不是通向某種解脫或升華的中轉站,而是人物的常態——給兒子的信里突如其來的樂觀讓人覺得措手不及。小說背后的卡佛不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個以悠長的凝視直面無望的失望者。給兒子寫信時,至少在一九八一年的深秋,隔空面對遠在斯特拉斯堡的文斯時,雷蒙德突然變得對未來信心滿滿,對那個曾帶給自己“繁重而有害的負面影響”的孩子鼓勵與贊美時也毫不吝嗇,而且這種慷慨似乎也是真誠的,難道這只是因為他不用再擔心有人會把他屁股下的椅子突然抽走的緣故嗎?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老卡佛像《軟座包廂》里的邁爾斯一樣,寫信告訴兒子,自己有可能會去法國看他。“現在還只是‘有可能’,但說不定這真的能發生呢。”雷蒙德輕描淡寫地說,又接著解釋:他的女友苔絲正好五月要去蘇黎世大學開講座,要是他能買到最便宜的機票,他就和她一起去,然后可以在歐洲轉轉,順便見見兒子。“反正,這是個可能性。”老卡佛又重復了一遍,好像生怕兒子會誤以為父親要專門去看他。

坐在辦公室的雷蒙德·卡佛

坐在辦公室的雷蒙德·卡佛

除了告訴小卡佛這個“可能性”,這封信和前幾封一樣,主要還是宣布好消息:第二篇小說《紐約客》也要了,這是五個月來《紐約客》接受的他的第三篇小說了,你在斯特拉斯堡的報亭里能買到嗎?要是買不到的話,我到時候把那幾頁撕下來寄給你。卡佛喜形于色。還有:有家出版社想要明年春天給我出本詩集,我還在和幾家出版社商量出本新的短篇小說集,就看誰出的價碼合適了。加州的洪堡州立大學要把我的幾個短篇搬上舞臺,那里有人教一堂專門關于的我的小說的課,就叫“RC工作坊”。另外,還有人想把我的小說改編成電影。“這真是個奇怪又令人驚嘆的生活,我相信,什么都有可能發生。我們等著看吧……上帝給予我們所有的力量,讓我們繼續前行,繼續勇往直前。”

半年前,就在寫《火》的時候,卡佛還沉溺于自己曾深陷其中的無望之鄉:“我們曾有過夢想,我和我愛人。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彎下脖子,盡力工作,做所有我們想做的事。但我們想錯了。”他抱怨他的孩子文斯和克莉斯,是他成為一名作家的最大屏障。現在,卡佛突然變成了情緒充沛的傳道士,腦子里滿是酒鬼父親記憶的文斯讀到這些萬事皆可能的布道時會想什么呢?

“可能性”,什么都有可能發生,這個在卡佛小說里格外陌生的概念!

可能小卡佛根本沒收到那封信!

在三月十六日的信里,卡佛提到自己收到了封退信,信封上用的地址就是他上封信用的,所以他不知道文斯到底收到了哪些他寫的信。既然不確定文斯是否收到上封信,卡佛就又提起了那個“可能性”,這次的解釋言簡意賅:五月,苔絲要去蘇黎世(工作上的事,對方出錢),也想讓我去,還在談,還沒有定下來。不過,他接著又說,我正和出版社商量出本新的短篇小說集,如果他們要我在九月前再寫幾篇新的的話,我可能就去不了歐洲了。“咱們等著看吧。”“你自己好好保重。我想你,常常想起你,總是發現自己跟別人談起你、夸耀你。”

盡管信里卡佛的口氣模棱兩可,歐洲之行還是如期而至。下封信寫于五月六日,卡佛離開美國的前一天。這封信是所有信箋里最短的一封。就像之前說的,他和苔絲會先去蘇黎世,然后可能去奧地利和意大利北部,放松放松。他還沒想好怎么從意大利去斯特拉斯堡,可能坐火車,也可能租車開過去。

六月十一日,歐洲之行歸來后,他給兒子寫了第一封信,不長,但很啰唆,很乏味。他先埋怨文斯為什么在他們的法國相聚以后一直沒給自己寫信,然后說了些關于文斯下學期回到塞熱庫斯大學“大四”的事。他建議兒子住校,別在外面租房住。他告訴兒子,自己和女友都好,但不怎么出去,也誰都不見,“倒不是我們反對社交,就是太忙,而且我們都是喜歡私人空間的人”。與之前信里那個為兒子無比驕傲、總有好消息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的父親相比,這封信里的卡佛看起來無精打采,欲言又止。唯一的好消息出現在信的最后,卡佛提到自己剛剛寫完了一篇新的小說,而且自己感覺不錯,但并沒有透露故事的情節。那會是《軟座包廂》嗎?

與卡佛一樣,小說中的邁爾斯從意大利坐火車去斯特拉斯堡看兒子。就在火車進站前,他突然意識到其實自己根本就不想見這個孩子,他覺得這次沖動之旅是他這輩子干過的最荒唐的事。他清晰地想起孩子撲向他和他打架時臉上的表情。他知道就是這個男孩吞噬了自己的青春,“把那個他追求過并娶過來的少女,變成了一個神經質的酗酒狂,變成了他既可憐但又不斷施以威脅恐嚇的女人”。在卡佛的筆下,邁爾斯責問自己,為什么要大老遠來看這個自己怨恨的人。他不想去握自己敵人的手,也不想去拍他的肩膀。他決定在自己的軟座包廂里坐著不動,等車再次開動的時候,他就在去巴黎的路上了。

他緊張地看著窗外,生怕兒子會出現在站臺上看見他。汽笛響起來,火車駛出斯特拉斯堡站的時候,他緊緊地咬住自己的牙齒。沒過一會兒,車又停了下來,腳下面什么東西吱吱扭扭地響。他知道火車正在這里重新裝配車廂,他走出包廂,再次走進二等車廂,想找人問問到底這趟車是不是開向巴黎,但又問不出口。當火車再次啟動的時候,邁爾斯走回來,卻找不到自己的包廂了。他不知道自己下一站會到哪里。陌生的旅客正微笑地招呼他坐下來,他已經很累了,他一直等待的睡意終于來了。

五月底,卡佛和女友坐火車去找文斯。當火車駛進斯特拉斯堡的時候,卡佛是否也像邁爾斯一樣覺得自己的歐洲之行有些冒失愚蠢呢?他是否也想起了那個男孩曾帶給他的痛苦?他想去握自己敵人的手嗎?“我給了你這條命,也能再把它給收回來!”——邁爾斯對兒子喊的這句話也曾出現在卡佛一九八〇年春發表的另一篇小說《大家都去哪了?》里父親的嘴里,這樣反復出現的細節恐怕也源于他自己的生活,不僅僅是憑空虛構吧。在這篇小說還有《軟座包廂》和《火》里,兒子在卡佛的筆下一直是種陰暗的存在。從威尼斯到斯特拉斯堡,坐在自己的包廂里,卡佛有很多的時間回憶過去,回到自己被孩子們“繁重而有害的負面影響”吞噬掉的青春。卡佛不是個健忘的人,很多時候,他也并不寬容。

卡佛死后出版的詩集《通往瀑布的新路》里有一首不知何時寫的,生前也沒有發表過的短詩,叫《關于我兒子的一張老照片》。在這首詩里,老卡佛說照片里兒子自鳴得意的笑是他這輩子都不想再看到的神情,兒子的笑像“硫酸一樣在他的記憶里腐蝕燃燒”。“我想忘了照片里那個小子——那個渾球,那個惡霸!”

與邁爾斯不同,卡佛在斯特拉斯堡站下了火車,見到了來接站的兒子。他們在城里走馬觀花,然后又去巴黎玩了兩天,一起參觀美術館、榮軍院,坐在路邊的咖啡廳里看街頭的雜耍。卡佛沒有詳細寫過他和兒子在歐洲的聚會。他只在一首題為《問他》的詩里,提起他和兒子在陽光明媚的一天參觀巴黎的蒙帕納斯公墓。在這首詩里,卡佛尋找著莫泊桑、薩特、龔古爾兄弟、波德萊爾的安息之所,而兒子只是不情愿的旅伴,嘲諷地說:“這可真是個在巴黎度過一天的好辦法!”卡佛酸溜溜地說兒子和守墓人成了好朋友,一起用他聽不懂的法語聊天開玩笑,倒把他冷落在了一邊。

與小說中丟了手表,沒有東西可以給兒子的邁爾斯不同,卡佛不僅在兒子上飛機去法國前就把自己的手表給了他,回美國前又給了他一千五百美元。文斯夏天想留在歐洲學習和旅行,但沒錢。

六月二十二日,卡佛在信里寫道,自己終于接到了文斯的來信,從老卡佛的信里看,小卡佛的來信是為了返回美國的行程要錢。他說:“我沒想到你還需要這么多錢。我現在也沒有那么多錢。”卡佛解釋說,上個月他剛剛查了自己的銀行賬戶,總共有六千美元。去年的聯邦稅和紐約州州稅,他還沒報,現在得繳稅。而且他正在打官司,得給律師錢,還得給別人錢,而且以后一直都得給那個人錢。他沒跟兒子說的是,那個人就是文斯的媽媽,他們正在打離婚。大學暑期沒有工資,不過,他告訴兒子,自己還能從別處掙點兒錢。“七月中我口袋里應該能有點兒錢了,到時候我匯給你,七月中,不會再晚了。你沒說你的旅行需要多少錢,我也不敢問,但我會給你七百美元,希望那就夠了吧。”

信不長,信紙背面有三分之二都是空白,上面滿是藍色的筆寫下的各種數字,列了很多加減豎式。卡佛的簽名“爸爸”是黑色的。不知道這些數字是卡佛自己算的賬,還是文斯接到信后寫上去的。

七月十九日,老卡佛寫信告訴兒子,他如期給兒子匯了錢。不過不是七百美元,而是六百五十美元。“我只能找到這么多錢了,而且我能有這些錢都很幸運。九月份開學教書以前我沒有工資收入。我的存款也不多了。”他得給文斯的姐姐錢,給文斯媽媽錢,還得給自己母親錢。更重要的是,他告訴兒子,他正和兒子的媽媽打離婚。“現在的情況很令人沮喪,誰都沒有錢,我沒有,你媽媽也沒有,我不知道事情會朝什么方向進展。有可能要壞事,我是說變得更糟。而且不僅僅是錢的事,我可不是光說錢的事。”

從意氣揚揚的第一封信讀到這里,就像在讀卡佛的一篇小說,旋律的突然變調出人意料,但又讓人覺得早有伏筆。七月十九日這封信的最后,卡佛說自己很抱歉不能給兒子寫封“更高興點兒、更積極點兒、或對什么事更樂觀點兒”的信。“抱歉”的英文“sorry”多寫了個 r,成了 sorrry,不知是忙亂中的筆誤,還是有意為之。

(《大教堂》,雷蒙德·卡佛著,肖鐵譯,譯林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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